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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箴言

 

究竟是什么压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作者:梁立俊

 

最近见到网上有一个帖子,《我们的腰原来是不弯的》,粗粗看了几遍,主要是说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腰身原来很挺拔,现在卑躬屈膝,做了奴才——除了作意识形态的奴才之外,也甘心作了资本的奴才,嘴脸自然十分的不堪。至于为什么是这样,说辞很多,比较能够激起社会情绪和民意反应的是知识分子奉行犬儒主义,自甘堕落了。什么是犬儒主义,在此在的语境里,我理解就是把自己当成猪狗,只要被人养着,苟活着,至于是否体面和尊严就无所谓了。说实话,这样的犬儒主义颇能概括中国知识界现状的一个部分。

犬儒主义来自西方,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把自己当猪狗。知识分子一直居于中国政治的核心。比如,在体制内,知识分子是帝王之师——可以用藤条打皇帝的屁股呢。这是第一等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也在体制内,是言官,或者谏官,专门批评时政。这些言官有时气焰嚣张,皇帝也常常弹压。但是,这些人皇帝越“罢黜”,他们越有名。比如,韩愈因《论佛骨表》——反对宪宗信佛,差点被砍了脑袋,民间却愈加敬重。比如,王安石三次被贬,贬一次,声名涨一次。有人送他一句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除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专职批评外,在野的知识分子也以批评时政为务。比如,民间清议对庙堂一直保持压力,除非昏君,不会和舆论为敌。还有一直赓续不断的书院制度,也是民间知识分子批评朝政的场所。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批评朝政有两个奖励,一个是可能被明君赏识,有“暮登天子堂”的机遇。另一个是赢得民间,或者历史的声誉。因此,知识分子历代为虚名蛊惑,常常赔上性命,却维护了数千年的政治均衡,也培育了一支可贵的文化血脉。

中国历史上,时有坑儒和文字狱的惨剧,但是,却没有斩断“文死谏”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发展起来犬儒主义哲学。于是,中国文人没有堕落成猪狗,腰身一直直挺挺的。

中国知识分子变成真正的奴才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但是,有趣的是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比如,苏联时期和纳粹时期毫不例外地都出现知识分子灭绝良知,甘心成为鹰犬,或者为了残汤剩羹出卖灵魂的悲剧。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的现象。这种现象今天在神州大地仍然延伸。过去知识分子作专制的奴才,今天除继续甘为意识形态帮佣之外,纷纷充当资本的奴才。为什么过去,比如历史上,或者在革命年代,把杀头当作快事的知识分子,竟甘心变成了一群让人不屑的蛆虫呢?对此,仅仅用传统的解构和利益的诱惑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从来不重实惠,专务虚名,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彻底改造成了信奉活命哲学的势利之徒!

打断了知识分子脊梁的那根棍子究竟是什么!或者压折了知识分子腰身的那根稻草是究竟什么!

其实,那根棍子和那根稻草不是别的,是一个小小的饭碗而已。人,特别是热爱虚名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怕坐牢,怕流血,怕砍头,但是肯定怕不给饭吃。因为,就是获得一死的痛苦,咬定牙关也许能挺过去,而没有饭吃,封上嘴巴活活饿死,没几个人挺得住。人往往能战胜死亡,却怎么也熬不过饥饿。某人说,鲁迅活到今天,可能照样要写,要骂,但是不给饭吃。这一招正中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软肋——那些饱受儒学浸润的知识分子修养了3000年浩然之气,却没有练就不吃饭的功夫。不论是苏俄的知识分子,纳粹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是中国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都不是惧怕牢狱和死亡而屈服,而是不争气的肚皮让他们接受了侮辱和苟且的人生。

其实,历史上的暴君不是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而是做不到——饭碗不在皇帝手里。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皇权的统治仅仅局限的行政方面(即使政权的触角也往往有限,权力真空无处不在),经济方面根本无法形成垄断的局面。通俗地讲,那个时候,离开皇帝,知识分子没有官做,但吃饭问题没有大碍——他们可以辞去归来,遁迹民间。经济控制上的“漏洞”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近代社会,拜现代物质文明之赐,集权政府,或者专制政党除了行政权力“无远弗届”外,对经济,或者对饭碗的垄断权可以达到“连一粒稻米也不剩”的地步。农业上的集体化(公社化)和工业上的国有化,让所有的人离开政权,或者政府就要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人对于体制的寄生和依赖程度达到极致。这个时候,政权的统治便实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控制了饭碗,便统治了灵魂。在这种统治模式中,只要卡住一个民族的食道,任何顽固的文化长城都会不攻自毁,任何高标的精神信仰都要缴械投降。苏俄时期,纳粹时期,和我们的文革时期,其统治人们灵魂的奥妙就在这里——彻底垄断饭碗。

不给饭吃,无处遁隐,加上不断羞辱,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传统于是死亡,知识分子于是被整体消灭,遑论什么这个脊梁,那个腰身的问题!这是那个时代的故事。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在市场经济环境,或者政权对经济——饭碗的垄断,放弃的,或者松动的当代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是直不起腰杆,挺不起脊梁呢?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层面:如果我们承认知识分子早前被整体消灭了,这个问题现在就不用回答。知识分子是特殊文化生态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生物,现在生态环境毁灭了,这种生物当然从此绝种。至于现在的读书人无非商贾和政客,甚至市井无赖,用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他们无疑缘木求鱼,其愚蠢可想而知。

第二个层面:如果还有知识分子(假设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尚有残留),现体制下,即在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能不能通过独立写作和批评在体制内谋取稻粱?他们的批判者的角色是否能够不影响他们在体制外的饭碗?民间,或者社区是否能够对知识分子“异端”表达敬重,进而为他们提供庇护空间?按照心理学原理,一棵树如果长不上去,就会横生枝节——通过补偿机制释放其内在的“力比多”。知识者不能做知识分子,无法克尽天职,他们就会转向对权力和金钱追逐来补偿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知识者普遍信奉犬儒主义,堕落于声色犬马之中,既为意识形态喝道又作资本利润扈从的原因。

近代,西方哲学往往被中国人误读,包括犬儒主义。在西方,犬儒主义者并非肮脏不堪,他们仍然可以保全独立的人格。他们只不过把自己当猪狗,但从来不做别人的犬马。他们生活于底层,远离奢华,但可以蔑视权贵。他们不与世俗妥协,内心自有一份对信仰的坚守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负。这一点上和中国目前的知识分子不同,两者的差别简直不可以以道里计。由于经济上的普遍垄断和政权力量的无孔不入,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连作犬儒的保障尚且没有,你怎么还能期待他们挺起脊梁,背负整个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呢!其实,集权政权对经济的绝对垄断压断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脊梁,所有人,包括你和我的灵魂都被摧垮,不再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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