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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能逃避吗?

2011/06/27

很久以前,在选择自己将来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时,父亲曾经斩钉截铁地要求—数理化!当时的我,不是特别明白父亲的心意,当然,他也不说。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文/ 陈志武

几天前,一位朋友转来给母亲的一封电邮,很是感人:

妈妈:谢谢您的关照。

我们一辈子不但不搞政治,而且总想躲着政治走。记得当年把我“弄到”自己一无所知和根本没有报考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我一百个不愿意,就是因为听到了“政治”这两个字。后来有机会转系又没有转,也是因为系里的政治辅导员谈话的结果。真正的结果呢?政治作弄了我们一辈子!现在每有机会读到这些文字就想与亲友分享,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这些有助于防止悲剧重演的历史教训,以我一蚁之力,加入推动历史车轮的行列。

您现在已是一个80岁的退休老人,还用得着战战兢兢吗?您如果愿意当个无知而自在的人,您为什么还要用计算机呢?为什么还要订杂志并到处找书读呢?我们由于胆子小,总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早就无知到顶了。可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自在过。先前是由于制度的高压,后来则是习惯成自然地用“政治文化”来自律。您真的觉得这种生活自在好过吗?

早就听您提过李汉冲“反右”时自杀这件事(只是当时不知其名)。这也是我对“反右”很早就心怀不平的感性原因之一。记得大学修党史这门课时(1978年),为“右派”平反一事风声刚起。我以站在“右派”一边的执拗,执意偏废这门课,以得分全班倒数第一(80分)为荣。这就是我这种胆小鬼的政治勇气。

我一直希望您能把当年的经历写出来,为这个历史角落填补一个小小的空白。我知道您不愿意。但我仍希望您不要把这段经历限于您和父亲的恩怨关系。我相信父亲远远不是一个完人,但我也相信他是一个有正义感并为了他的正义感勇于牺牲自己的人。……历史弄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还历史原貌的责任。当然,我不能勉强您。

祝好! 2009年3月8日

对好几代中国人来说,这些言语难以不引起共鸣,难以没有感触。从小,我们就被父母、老师、朋友一再告知,不要谈论政治,更不能研究政治。上大学选专业时,我的兄弟说,千万不要选社会科学,尤其不能选政治。有一位朋友的经历比我的更极端,他在北京读高中时,就写过哲学、历史论文。1982年考大学,他的工程师父亲命令他必须放弃这些敏感领域,只能学理科或者工科,后来他去了国防科大数学系。只是1983年暑假回家时,父亲发现他还是在看政治学、历史类书籍,一气之下,把他关起来痛打,直到他母亲跪下求饶为止。

尽管政治是不能敞开谈,也不能自由地研究,但是我们的生活又偏偏被不断政治化,被政治不断渗透,让你绕开政治还不行。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历来如此,没有不政治化的私人空间?到底是什么逼着我们的生活只能上政治化这条单行道?

被政治不断渗透的生活

我的湖南茶陵农村老家是一个相对偏远的丘陵村庄,被两条山链夹在中间,离最近的县城有30公里。在上世纪50年代土地公有、生产与生活集体化之前,人们的生活很枯燥,但是真还没几个人知道政治是什么。不过,那也没关系,你如果选择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不会纠缠着你和家人,你照样能过着“不政治”的私人生活。

在我们那200多户人家的村庄,以前,有乡长、保长,这些是政治权力的代表,但他们的实际职责以抓壮丁、防反政府暴乱为主,不涉及到村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更不涉及到人们的婚嫁、家庭私生活。

关键是从前,村里人最主要的生存基础———土地、住宅都是私人拥有,不掌握在乡长、保长手里。一些山地、森林归家族或宗族公有,但是,那种公有是基于血缘传承,而非乡长、保长能插手。生产当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年长父母还健在,那“家庭”可能是“大家庭”,要种什么粮食、种什么菜,或者是如何种、种好收割完拉到哪里卖,这些都是家里自己的事,保长想管也难。就这样,土地权划得清楚,生产权划得清楚,消费与销售权也划得清楚,私人空间有了经济基础的保障,政治难以侵入。

如果政治权力实在要介入,家族、宗族会第一时间出来保护。我们的村基本都姓陈,但分为五六家宗族,每族有自己的祠堂。本质上,这祠堂是将政治排斥在族人之外的核心机制,是民间私人空间的关键防线。逢年过节,族里人在这里聚餐、办宴席,做社交,也当然是强化族内凝聚力的场所。由于每个族有自己的家规,包括各辈分人的行为规范,一旦有哪家父母、子女违规,比如对长辈不孝,族长或其他德高望重者就在祠堂对其执行惩罚,通常是体力惩罚,或者被关在黑屋长久不给饭吃。亦即,祠堂也是族规的执行场所。

所以,私有土地、经济选择权加宗族祠堂,让村里人过上远离政治的生活。多少世纪里,在西安、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的朝廷可能改换了数次,但是,这些都没能将政治打入我们村庄人的生活。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土地被公有,森林以及其它资源被集体所有,生产也以集体进行,生产队是最小的集体生产组织。这意味着,每人的吃住穿都受到生产队长、大队长、支部书记的支配。从那开始,村里人的生存需要被集体的掌权者控制,领导对你的喜怒不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事。讨好领导、不得罪领导、不说领导不爱听的话,都变成了生存之道。“我知道这样做有降人格,有违原则,但是,没办法,我得……”就成了越来越普遍的句型。

政治学者说,政治就是利益的分配。我们的村庄本来不存在由权力分配利益的问题,因为大家各种各的地、各有各的媳妇与家庭,种了粮食、蔬菜归自己,不需要谁来分配,顶多由族里长者主持公道就行。但是,土地公有、生产集体化之后,整个游戏都变了,政治绑架了我们村的经济空间亦即利益空间,利益分配的过程就是政治。

先是决定每天每人有几“工分”,张三有十分、李四有六分,还是李四有十分、张三有六分,这得由领导们决定。年终,再根据每个人的总工分决定他可以得到多少粮食、多少现金收入。个人的政治能力、政治正确就这样被具体转换成利益分配。公有财产,张三可以用多少,李四可以用多少,这些当然也由领导决定。

对于想回避政治而生活的人来说,具有同样颠覆性的是从1958年左右开始的公家食堂,以小生产队为单位大家一起吃饭,“吃大锅饭”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在村里,这种新“集体生活”开始从根本上挑战、瓦解基于祠堂的宗族社会结构,瓦解私人生活空间。夫妻吵架、子女婚嫁、小孩不当行为等“家里私事”不再由族里长者调解,不再到祠堂处理,而是由生产队长、大队长、支部书记“政治”解决,私人生活被名副其实地政治化。

家族私人生活的基石———私有财产和祠堂———都被公家化之后,村里人基本都是集体的了,那么,“反右”、“文革”、“批林批孔”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就不会缺乏参与者了,因为吃住行都由领导决定,都来自集体,不仅你不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思考,而且每次政治运动必须得参加。于是,从公家食堂之后,“社员们”经常白天在农地上就地而坐,一起政治学习,晚上也时有生产队的文件宣传会,大队也组织各类“批斗会”、“誓师大会”。对村民而言,政治化当然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但是,他们也无法抗拒。

“政治下乡”的结果,以前好吃懒做、敢信口开河的人,现在更能当上队领导或大队领导,那些干实事的老实人只能被领导。最要命的是,每次政治运动一来,还非得在村里找到批斗、打击的靶子,找到“阶级敌人”。之后,搞得村里人没人敢信任谁。原来温情脉脉、专注生活的家乡,就这样被政治化。政治权力的渗透也大大强化当权者的位势,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之后,村里其他人不仅不敢问责,还要去讨好他们。

去集体化让私人空间恢复

上世纪80年代,村集体解散,大队的名称改回叫“村”,以前的“生产队”改叫“组”。虽然农地没有私有化到个人、家庭,但土地的长久使用权分回到各户,农民要种粮、种花生还是种烟草,决策权逐步退还给农民,销售权、定价权也逐步还回农民。生存的经济基础又慢慢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上。

产权有一定程度的私有化、经济自由权被尊重之后,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空间也逐步在我老家恢复,族内的人情往来多了,虽然祠堂在70年代基本被拆掉,那种有形的宗族自治结构暂没恢复,但是,90年代末,修家谱的传统还原,至少这凝聚族群生活的无形结构得以恢复。

生存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后,社会生活也在“去政治化”。家里闹矛盾时,人们慢慢地不再找村长、支部书记了,婚事、酒宴也不一定需要领导批准或到场了。村长、支部书记的权力减少后,这些位置的“含金量”大减,不仅年轻人懒得争夺这些位置,而且还更愿选择去城市打工。

只是因为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集体手里,村长、支部书记这些头衔还是有“油水”,权力的价格自然不等于零。所以,我老家村里的“去政治化”还没有彻底。

城市生活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与土地从私有到公有、再到“准私有”这一历程相伴随的,是村庄生活经历了从无政治的温情脉脉到政治化、再回到“准政治化”的过程。对于城市的中国人,大致轨迹类似,但在程度上不同。

上世纪50年代的全方位国有化运动,从本质上让城市人只能到政府单位和政府企业就业,特别是在“单位”既包括就业,也包括住房、医疗、养老、托儿所、子女教育、电影、社交、婚恋等之后,吃住行全部掌握在“单位”手里,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政治,两者之间没距离,私人空间也被政治化到子女、妻子、丈夫也会相互做政治举报的程度。

记得1979年到中南矿冶学院读大学时,我们已经是国家的人,生活空间当然被政治化。学生办舞会也得先由领导批准,谈恋爱当然更加受禁,年纪再大的同学要结婚也先要领导批,而得到这种批准在那时几乎不可能。我班有两位同学谈恋爱,毕业时,系里故意将那位男同学分到江苏扬州,女同学分到云南,我不知道,组织对爱情怎么会冷漠到这种地步?

我们的生活被政治化,想离开政治也不成,而且还不能自由谈论政治。许多同仁认识到只有民主宪政才能缓和这种矛盾,那样,人们的生活被政治化的同时,至少还能谈论政治,对涉及切身利益的政治至少能有所表达。

可是,只要饭碗掌握在政治手里,民主宪政即使形式上有,实质上也不可能有。只要政府机构、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是唯一可以提供饭碗的地方,只要政府是研究经费、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连学术领域的研究自由、观点自由都难以实现,自由的政治表达更是不可能。饭碗的来源、生存的基础必须多样化,不能由政治垄断,否则,“去政治化”的生活和工作难以成为现实。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仅启动我湖南家乡的“去政治化”,而且也启动城市生活的“去政治化”历程。在80年代,一方面引进外资带来“三资”企业,另一方面恢复私人创业,个体户也行,“傻子瓜子”也行。这些变化不只是“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更重要的是为城市人提供了国家之外的“饭碗”选择,这种 “非公经济”的比重越高、“非公饭碗”数量越多,我们自己作为“劳动力”所代表的财产权还回给我们自己的就越多。

也就是说,在国家是唯一可行的雇主时,不仅我们的生活无法逃脱政治,连我自己这个人所代表的劳动力都是国家的,是公家财产,我的双手都不属于我自己的财产。在“非公饭碗”越来越多后,不用政治权力批准,我辞职就能换工作,其实质是,我自己这个劳动力属于我私人的财产了。因此,80年代“非公饭碗 ”的出现,实质上是劳动力私有化的起点,也是城市生活“去政治化”的起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就是私人生活空间相对于政治的解放。

1986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则是启动了“住”方面的私有化,对于城市人来说,房产是第一份、也是最主要的有形私有财产。住房市场化、私有化之后,“住”就与工作单位脱钩,这样,生活的归属地就与政治、与权力脱离。这话怎么说呢?住房私有化对生活空间的“去政治化”贡献是如此之大,今天,连许多部级官员也情愿自己买套商品房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仅让自己的“家”的感觉更强,而且生活空间的政治度也低。

虽然劳动力、房产的私有化使城市生活在“去政治化”路途上相去甚远,但是,国有经济的比重、政府管制的广度和深度还很高,甚至在回升,国家对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科技在经费上和专业空间上还继续垄断,所以,正如上面引用的朋友谈到,即使到今天,还是只有不想谈政治但又离不开政治的生活。

原来是这样,经济基础集体化、公有化,是通往连私人生活也政治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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