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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中国模式”走向终结(zt)

文/ 丁力

过去30年,中国维持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在这一路上,有唱衰者,也有唱盛者。一个“唱”字,深得经济预测的精髓:它像是KTV的自娱自乐,总会有人“跑调”。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游戏不会停止。近来,有警告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之后陷入危机者,有宣告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赶上美国者。论者有一些证据,同时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愿望,自说自话。

在许多时候,鼎盛期也是衰落的起点,正所谓“盛极而衰”。目前,“中国模式”在国内外“甚嚣,且尘上矣”,或许预示这个“模式”已经过了顶峰时刻。此外,在快速增长卷起的滚滚尘土中,一些人独具慧眼,“勘破”红尘。他们指出,中国仍在找路,“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即使存在某种模式,也因其浓厚的“中国特色”而对他国没有借鉴意义。

古罗马神话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出动。黄昏没有白昼的躁动,是回顾与反思的时候。现在大概可以开始总结“中国模式”的得与失了,先来看看我们为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吧。

社会各阶层的代价

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多次挫折,屡仆屡起。19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了工业技术,但没有引进工业文明,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奄奄一息。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重创了新一轮工业化的努力。在战争结束后的1950年代初,又一轮工业化开始了,这次全面模仿苏联“模式”。苏联予以大力支持,援助项目主要在重工和军工领域。但领导人还要以更快的速度前进,要在数年内“赶英超美”,于是发起“大跃进”。工业大跃进主要是“大炼钢铁”,成本由农民和环境支付。在农业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中,饿死的基本上是粮食大省的农民。

当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苏联模式的工业已经丧失活力,“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成为唯一的出路。当初,“改革”的重点是把农民从公社中解放出来,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生活在短时间内明显改善;“开放”是在沿海地区建立特区,为海外企业设立加工厂,廉价的农民是加工厂的主要劳动力。在这一时期,重工和军工的发展严重滞后。直到1980年代后期,首钢——当时中国工业一面招展的红旗——还在使用洋务运动留下的锅炉。

即使在工业化初期,小农经济能够创造的财富也非常有限,农民生活的改善只是相对于前30年而言。这样的好日子也不长。因为加强农村基层建设、粮食由政府“统购统销”等措施,1990年代出现了严峻的“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许多事件惨不忍睹。因为种地赔钱,土地被撂荒,农民在外打工,用打工挣的钱支付农业税费。在加工厂聚集的地方,如珠三角,农民工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给工厂主创造利润,还养活了房东、商贩、办暂住证和检查各种证件的人员、甚至劫匪。他们的月收入曾长期“稳定”在800元左右,还经常被拖欠。

“三农问题”一直延续到2006年废除农业税才开始好转。这时,中国历时100多年的工业化终于能够为自己提供资金,不再需要农民勒紧裤腰带了。但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工业好像不再那么重要了,土地成为政府的最大财源。在不太偏远的地方,农民想种地而不可得,他们的土地被廉价拿走“开发”,因此出现了很多暴力冲突。也许有较为公平的土地交易,但只要出现对抗,农民总是失败者。

在农民兄弟之后是工人老大哥。经济开放之后,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很快更加不景气。偶尔盈利的国企成为宣传“典型”,以证明国企“还行”。在这个幻觉的误导下,政府不停地向国企注资。正如预料中的,国企没有“解困”,大量资金也去向不明。政府终于发现,处于竞争环境中的国企是一个无底洞,无论用多少资金都填不满,于是大量企业被贱卖、被破产;工人也“下岗”了。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被农民工“顶替”了。昔日的“主人翁”收到的临别礼物是官方的鼓励:豪迈呀!跌倒再爬起来嘛。

银行持续给国有企业注资,往往有去无回,积累了足以导致破产的不良贷款。这些银行也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最大特点是——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考虑的首要内容不是客户、市场、利润和创新。国内银行的优势在于这个行业几乎不存在竞争,它们能够维持高利差。政府给银行注入资金,还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再剥离银行坏账。买单的当然是全体国民。

由于经济的开放和起飞,中产阶级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在政府大楼之外的办公室里上班,又称白领。他们命运多舛,年轻一些的,即使打拼30年,也很难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栖身之地。在一线和二线城市,他们的年收入大约只够买3—5平方米均价的房屋,还是“建筑面积”。其中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车,却又成了房奴、车奴。当他们抱怨只有70年的房屋所有权时,又听到更坏的消息:他们的不动产可能只有25年左右的使用寿命。

白领是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体,他们服务的机构(公司等)是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纳税主体。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机构仍然要自己支付教育、医疗、养老的开支,这些服务大都由政府独家提供,成本极高。释迦牟尼看到生老病死,由此觉悟到人生是“苦”。在中国,普通人的生老病死有了新的意义——只为增加政府的收入。他们在出生前就要缴费,在死了以后也必须继续为政府创造财富。即使收入较好的白领,生活也“压力山大”,也到了承受的极限。

直到几年前,民营企业家还很风光,其中一些人还很张狂。在可以作为食物的社会各阶层中,他们赫然立在食物链的顶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民营企业家仍不免被牺牲,当然,排在给他们打工的农民工后面。自2008年以来,他们的压力逐渐加大。在江浙、珠三角,很多出口加工公司倒闭,其他公司要面对更严厉的税收检查,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把资金从加工业转移到房地产——中国的支柱产业。在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他们(以及国有企业家)“返祖”到18世纪的经济理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现在,他们受命维持物价稳定。

秋江水寒鸭先知。感到寒意的富人“用脚投票”。据报道,超过一半的富人已经移民或有明确的移民愿望。他们与那些“裸官”相似,都对到手的财产有不安全感。不久前还在讨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以及是否应该宽恕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恍惚之间,这些话题好像有些过时了。为了保持增长,社会各阶层被依次“有序地”牺牲掉:农民、工人、白领、民营企业家;现在是他们全体。中国经济避免了危机,但以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而且层层上升。在1950年代公有化运动中,民营企业家阶层被消灭过一次,再生的他们只有20多年的历史。目前也许不会再有那种大规模的“公私合营”。“抓大放小”后的国有企业安享巨额垄断利润,它们的胃口变得非常大,一般没有兴趣兼并民营中小企业,比如在馒头制造业;但在权力和垄断地位的支持下,国企能够轻易地踩扁民企,如在加油站行业。

当民营企业家被送上祭台的时候,表明排在前面的农民、工人、白领已经没有更多的油水,一根新的稻草也可能成为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同时,官员在采用笨拙的手段压制物价,这表明他们明白,社会的中下层对物价上涨已经非常敏感。

在过去30多年,中国遭遇到多次经济危机。这些危机都被成功化解了,更准确地说,被转嫁了。因为经济在快速增长,消化掉了相当大一部分被转嫁的危机。但危机的承受者仍有痛苦,只是他们没有话语权,而代表他们说话的人说他们很幸福。这些是没有经济危机的经济危机,危机没有外爆,却内爆了。一些社会阶层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可能比危机外爆还要大。

金雁先生5月2日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苏联解体20年祭》一文。她指出,俄国人认识到,“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下一次经济危机来袭时,过去的办法都不可再用,因为它们已经被用到极限。但中国仍有许多手段,不至于陷入危机不能自拔,而社会各阶层受到的打击将更小。那些手段中的一些是向食物链的更上端推进;另一些也是其他国家使用的,有点“普世”的意思。所有这些显然都不再属于现在的“中国模式”。

社会诸系统的代价

增长与发展不同。增长只是某些人的钱多了;发展是社会全方位的改善。一部分的增长不能以另一部分的削弱为代价,否则增长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至少不能代替社会发展。

权力机构内曾经有一个常用词:“条条块块”。“条条”指权力机构的各系统,“块块”指权力机构在各地的分支,或某个“条条”内部的部门。由于权力机构涵盖了社会(部分大于整体),“条条块块”也可以用来统指社会各系统和各部门(各阶层)。上一节谈到“块块”为增长付出的代价,这一节谈“条条”的代价。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1927-1998)把社会系统分为9个子系统——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教育、科学、宗教、艺术、生态。这9个子系统是相对封闭的,因此才成为子系统,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同时也是彼此开放的,因此才能够共同组成社会。如果没有封闭性,子系统将失去自我的规定性,如同被巨兽吞食的小动物,也就没有这个子系统了。只由一两个子系统组成的社会必定是畸形的,没有长久发展的可能。

中国读者应该容易理解卢曼的理论,因为“系统”在表面上很像是中国的“条条”——有时也叫系统,如教育系统。如果愿意,读者可以增加更多的“条条”,还可以把那些不够长的扯成“条”,在现实中,这种行为叫“机构改革”。

卢曼的理论是分析经济的“中国模式”的有效工具。简单地说,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子系统,而经济又附属于政治,并因此获得了政治性。由于政治在中国具有庄严的神性,经济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畅行无阻。于是,这两个子系统一起挤占了其他子系统的空间,把它们变成政治或经济的附属物——假如它们还保留了原来的某些特性。

这就是中国30年经济“奇迹”的另一个奥秘所在。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遭遇到多次危机和严重挑战。唱衰者一次又一次失误,主要因为他们的经验来自国外,他们的目光聚焦于经济这一个子系统,因而认为,经济的水池将很快满溢,危机将爆发。但他们却忽略了经济可以向其他水池灌水,也可以向社会中下阶层转移危机。较为乐观的经济学家好像是正确的,他们倾向于相信增长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也没有重视社会其他子系统、社会中下阶层为经济增长做出的牺牲。

从一个子系统向另外一个子系统灌水的成本很高,却很难说给其他子系统(生态除外)造成了损失,因为没有人能够损害已经失去的东西,但灌水至少使它们失去了发展的可能。中国避免了经济危机,却在其他子系统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严重危机,其危害一点不亚于外爆的经济危机。

食品危机。食品危机反映的不仅是道德缺失,也是法律缺失,更是政治缺失。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食品领域内的技术进步与创新。食品是中国最勇于探索的领域,而且不限于化学技术(含农药)。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得到可靠保证之前,已经在大力推广了。

人口危机。人口也成为权势者牟利的工具,一曰控制人口增长,二曰控制人口流动。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但不让人们生孩子仍然是一个利益丰厚的行业,湖南邵阳的政府机构没收并倒卖婴儿是最新的一例。人口危机其实也折射出人权危机。

生态危机。生态破坏的直接原因是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各种污染已然非常严重,但“植树造林”却热火朝天,似乎已经把可以种树的国土种了两遍;已灭绝的野生华南虎据说也在陕西再现。

教育危机。一些大学要在短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人们的疑问却是:中国有大学吗?按照卢曼的理论,答案是“没有”,因为教育在中国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学校首先是政府的部门(南方科大的副校长定了局级),它的首要任务是灌输既定的教条,不是知识的传播与创新。

科学危机。科学的情况与教育大致相同,这是两个相近的子系统。比如,很多科研项目在大学完成;在科研中,官员比研究者更重要。

信仰危机。宗教也要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寺庙是经济实体、旅游景点。旅游是经济的子系统,因此,宗教成了经济的孙系统。许多宗教业者都在忙于赚钱。在中世纪,天主教神父们倒卖“赎罪券”——罪人们进入“天国”的“门票”,教会的罪恶是欧洲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一大诱因。

道德危机。对于一个社会,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相辅相成。如果社会中的一切都要经过权力的批准、金钱的丈量,道德沦丧便不可避免,而道德沦丧又必然导致其他许多危机。

法制危机。立法和司法是政治的嫡系子系统,第一要务必须讲政治。法制的缺失将导致道德危机。

艺术危机。艺术与科技有相同病症:热衷于模仿与山寨,缺乏创新。艺术被当作宣传的方式之一,是宣传的子系统,而宣传又是政治的子系统。据此,艺术是政治的孙系统,还可以用来洗钱。

企业危机。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之一,可是,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在中国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它们之间的竞争往往不是在市场上完成。没有常规企业,经济难以正常运作。

还是就此打住吧。以上随手写出的例子只是冰山之一角。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详细介绍这些危机,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家都很熟悉。乐观者也许不以为然,但危机意识可以更好的避免危机。

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当其他子系统受到侵蚀乃至沉重打击的时候,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子系统肯定不能独善其身。

另外,由于权力的泛滥和灌水,造成应有的联系被割裂,市场间的壁垒在强化,“块块”分立。据《参考消息》译载《纽约时报》4月28日的文章,美国卡车司机的小时工资是他们中国同行的68倍(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11倍),后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中国的公路运输成本却高达美国的1.6倍。当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候,高企不下的内陆运输成本在割裂国内市场。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德国统一的起点是各邦市场的一体化,20世纪的欧洲一体化也是从市场开始。由此反向推论,这种割裂对中国可能造成的长期危害或许不尽在市场上。

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从增长中获益的人群在缩小,甚至连一些外企也不再是座上宾。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原因与“国富民穷”一样。财富向权力集中,创新和经营则在其次。政府投资的效率低下,流失大。不过,对于一些官员,他们的回报已经在投资过程中完成,而投资效果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政府投资为他们制造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这是全体国民的损失。

这幅图景也许有点暗淡。不管怎样,这就是经济的“中国模式”了。这一次,中国的工业化又在半途中,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如何灌水或不灌水

这些年来,中央政府为降低其他子系统里的水位做了很多努力,如取消农业税,要求取消暂住证,喊出了控制房价的口号,还要求禁止暴力拆迁。这些努力是好的,但与灌水的速度相比,还差了不少。社会大系统池子里的水继续上涨,高额的维稳费就是证据。

在今后几年中,中国经济或许仍然继续增长;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仍将可能保持更高的抗危机能力;但与从前的自己相比,中国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下降了很多。简单地说,由于政府向其他子系统灌水、向中低阶层转移危机的能力及意愿下降,中国经济将不得不更多地承担自身的风险,从而可能陷入经济危机。

这个不利趋势不是现有经济模型能够预测的,统计局的数字也帮不了大忙。然而,数学模型还是必要的。可以从一道初中数学题开始:一个水池的净容量为c立方米,水管1的进水量为a立方米/小时,水管2的排水量为b立方米/小时(a、b、c为已知数,a〉b),假设进水与排水同时开始,问,灌满这个水池需要多少小时?

这道题不难。如果更进一步,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并且是一个至大无外的较为封闭的系统(与美国不同,中国向国外转移风险的能力很低),没有向外泄洪的管道,这道题就更简单了:一个水池的净容量为c立方米,水管的进水量为a立方米/小时(a、c皆为已知数),问,灌满这个水池需要多少小时?

这两道题的难度在于,代入的数字不可能准确。不过,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第二道题比第一道题更接近实际。即使美国也不能经常向外大量排泄污水(如量化宽松),因为这必然损害它的信誉,而信誉是国家力量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权力向本国国民转移经济风险的政府不多,它们也不应该这样做,尽管它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正常国家中,没有什么唯一的大事要其他事情一律给它让步;社会各系统之间是并立的,没有严格的统属关系。

社会水池的总容量不是一个确切可知的数字;容量还有一定的弹性,其限度不可确知。不过,在另一方面,社会领域内的数学模型与实际有较大出入,水管的进水量和排水量又总是被虚报,而蝴蝶拍打翅膀引起的“意外”降水更是不可预知。这些不确定性要求决策者尽可能减少灌水(即使他们有灌水的权力),并预留行洪区。

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停止灌水;如果还出力排干系统内的寄生虫、瘟疫横行的死水潦,清理生物不能存活的污水池,那就再好不过了。

如果在今后几年中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对中国也不尽是坏事。至少,我们可以放缓狂奔的经济脚步,停下来清理多年淤积的各种垃圾,并认真地想一想: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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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社会+人文,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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