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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主人公

 

《愚公:关于习先生的三则预言》

不管世人用何种目光看待习先生,2013年10月他都将如期成为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对此全世界都不怀疑。现在人们能够做的,就是对他执掌权柄后的行为进行种种猜测。那么笔者愿意在此提出三则预言,简称“近平三不”,留待历史验证。

预言之一:不搞和平演变

不少悲观者认为,杜勒斯曾寄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的预言已经破产,因为习近平掌权时,中共政权已然传承五代,成功度过危险期。此话大谬。杜勒斯预言的是世代概念,而非换届交替。从生物世代角度观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与毛泽东同一时代的革命前辈,邓小平也属这一世代,只是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等人相比毛、周、朱诸人年轻而已,毛开始革命时已年近30岁,习开始革命时只有16岁。毛与邓属于杜勒斯说的第一代掌权者,此后江与胡只是夹在两代之间、无关紧要的过渡,正如台湾两蒋之间也曾有严家淦作为过渡。到了习近平掌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代,习这一代权力将禅让几届,暂不知道,但可以明确的是,目前在英国留学的帅哥薄瓜瓜同学、在美国留学的美女习明泽同学,才是真正的第三代,如果他们有机会执政,杜勒斯所预言的和平演变,就将在那个时候隆重上演。

撇开杜勒斯的预言不谈,单论习先生本身,相信看法不会分歧——他是一个循规蹈矩、中庸稳重之人,并无开创新纪元的雄心壮志与远大抱负,也就是不搞和平演变。正因为他是一个循规蹈矩之人,是一个肯定不搞和平演变之人,才有机会被选作“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可作对照的,是与他同一世代、位置相同的薄熙来,其人风流倜傥,才华盖世,高出习先生不知几个档次,可惜不为第一代元老们所放心,立储时未能入选,抱憾终生。薄氏聪慧玲珑,擅于权谋,借打黑以赢底层民众拥戴,凭唱红可获上层权贵青睐,以为自己智慧非凡,左右逢源。岂不知打黑虽获民意支持,但同时已震慑上层权贵,招致严重猜疑,个个心怀惊惧,而唱红又引起底层民众和知识界强烈反感,到头来变成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他治下的城市从民间荣获“西红柿”雅号,只值一嘻。

纵观习先生一生,其最为出格的经历,大概是15岁左右的青春期,恰值父亲坐牢、母亲受整、个人失学,爆发出一股破罐子破摔的牛劲,公然与当红造反派对着干,被专政机关抓起来,并认定为一群孩子里的“坏头头”,威胁“可以枪毙100次”,遭送派出所、少管所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夜夜学毛选,天天挨批斗。无奈之下选择到陕北农村插队落户,以逃避少管之灾。但又受不了农村之苦,趁春节“回流”北京,再被收容、扭送学习班,每天拉到北京海淀一带掏下水道,形同劳改。大概除过这段“青春期叛逆”,他的一生,可以用“听话”二字概括。

同样是少年时代遭遇磨难,薄选择了剑走偏锋哗众取宠,习选择了埋头苦干温良谦恭,这大概是个人气质所决定的。试想整个九零年代,习在福建历练,其起身之地厦门,1999年爆发远华大案,厦门、福建官员几无幸免,传凡处级以上官员,护照全部收归中纪委保管,习独出污泥而不染,在次年反升任福建省长。这种为官之道,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真正的中国智慧就是藏拙、装傻、无为而治,习先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习先生牢记在心的,是其父习仲勋的日常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不能只看自己愿不愿意,还要看其他人愿意不愿意”。那么从的他角度,“其他人”是谁?所能看到的“不愿意”又是什么?人总是有局限的,习先生眼里的“其他人”,自然是他从陕北梁家湾大队开始一路入党、任党支书、推荐上清华大学、选拔进中央军委工作、安排到河北正定锻炼、再选调厦门到沿海开放特区锻炼等等人生旅途中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那些不断关心他、帮助他、照顾他、提拔他的各位老领导、老上级。这些人“不愿意”什么?答案不言自明。虽不敢断言如果薄氏荣登极位后,会不会头脑发热,大搞和平演变,但可以断言习大权在手,绝不会头脑发热,少年叛逆的青春期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说,在习先生任内,中国不会发生民众所期待的和平演变。

预言之二:不会有所作为

相比过度人物江胡,习有更好的作为机会,但他决意放弃。

江冒着炮火进京,踏着血迹加冕,在位12年,如临深渊;胡隐忍一生,练就面无表情独门功夫,勉强维持10年,如履薄冰。他们是注定会被历史遗忘的两个小角色、小人物,一如台湾的严家淦。不出三年五载,什么三块表也好,和谐号也好,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不留痕迹,偶尔提起名字,甚至还要想半天才知道说的是谁,这就是江胡的所谓历史地位,咎由自取。

江登大位,出乎意外,本人惊惧忧疑,他人鼓励激发,这才勉强就位。意外的含意有两层,第一,其人才干一般,不堪治国,不曾入选储君;其二,本人既无心治国,也未预备治国之策,车到山前才修路,能走多远算多远。掌权一朝,贻笑大方,实不足奇。胡处心积虑二十余载,立储又十二载,终登大位,按说应该有备而来,成竹在胸,一朝权在手,便能施号令。但无奈这胡氏起于草根,出身寒微,登基之后,环顾左右,皆是些陌生面孔,喝令手下,总是些不服之人,勉强弄得一批团干,也仅能派作地方大员,身边近臣,面和心异,悉数为他人安插,这胡氏能够平安交班,已属超水平发挥了,更不可能指望他弄些推动历史发展的动静出来。

但习先生与江胡大为不同,习首先是革命江山的正宗二代传人,嫡长为储,既合乎皇权继承传统,民间觉得理所当然,也满足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合法性,官方认为无比正当;其次习有其父70余年品德积累的荫庇,朝野上下,人脉广布,抬轿、鸣锣、开道、欢呼者有之,支持、鼓励、帮助、保护者有之;再次,习在官宦经历中,时刻以“三刘”为楷模,以尊重他人、团结他人、信任他人为第一要务,他执掌权柄后,左右虽不由他各取所长量材录用,但元老们安排给他的一套人马,他一定会左谦右恭,甘作刘备,乐得给左右各展所长的机会,这也就最大限度的团结了他们;最后加之他有在中央军委工作的经历,穿过正宗的军服,不同于江胡身上那冒牌一般、临时借用的、非军非民的怪异服装,在讲究资历的军队来说,对习的认同与服从,远高于江胡。对专制国家的最高领导来说,谁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谁才算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

有以上这些,习在自己任内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但他为何甘心放弃?

这首先是基于形势判断,其次是个人性格。但凡历史上有为之君,多是个人凭借雄才大略,打倒一批,征服一批,远如李世民,近如邓小平,外国如戈尔巴乔夫。李世民干掉太子建成,夺嫡登位,这才有了贞观之治;邓拿下已经登基的华某,隔空取权,强势逆转,这才有了所谓改革开放;戈尔巴乔夫更加特殊,是在三位最高领导接连死在任上、统治集团内部急于推举一位健康领袖的特殊情况下,意外上台的。戈氏上台后,乘人不备,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左冲右突、战斗不休,迅速打败一系列政敌,快速确立个人权威,这才得以推动政治改革。大凡按部就班、排队等候、被他人选拔到大位上来的,一如江胡之辈,都是历史过客。习是聪明人,深知自己是如何登上龙床的,其在位期间,不可能四处树敌,并逐一打倒,然后放手施为,这是他对形势的总判断。其次他性格敦厚温和,早过了偶尔露峥嵘的15岁青春叛逆期,不愿弄些剑拔弩张之事。试想,如果想有一番作为,不剑拔弩张,与身边的政治对手大战几百回合,怎么可能?他既然打定主意要团结大多数人,这就只能达成最大限度的妥协,得到容人、容事的美誉。何况他所要团结的大多数人,绝非13亿民众,甚至也不是8000万党员,具体而言,就是政治局的另外8个常委,身边要害机构的工作人员,执掌兵马的军头,再包括一部分地方大员。除此之外,他精力有限能团结得过来吗。

如此团结,实际就是平衡各派利益,做一个维持会长,任内还能干成什么?也不尽然。他会让媒体适度放开以缓和政治氛围,对腐败官员加大惩治力度以平息民怨,放缓垄断国企挤压民企生存空间的脚步,通过控制政府预算以适当减少征税额,扩大经济适用房的建造数量以缓和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对立等等,凡此种种,江胡不可能做、甚至想做而做不到的,他都可能会作。而党内民主、推进政改、司法独立、言论自由、遏制腐败、打破国企垄断、缓和官民冲突等等议题,江胡任内搁置,在他任内也不会有大的改观。待其十年任满转身离去之际,人们蓦然发现,他是一个平庸之君,顶多被誉为“慈君”,留下一些相对宽容、相对温和的故事供人们怀念。

预言之三:不想严厉镇压

这个预言,是基于习先生本姓善良而言的。他虽平庸,但绝非大奸大恶。这从他一生与人为善的经历可以得到佐证,也可以从他父兄的各种事迹得到印证。中共党史界对其父习仲勋的评价是“一辈子被人整,一辈子不整人”,在陕北肃反时期,明知即将对他和刘志丹等人挖坑活埋,他给身边人交待的仍是,干好工作,不要埋怨。一生被整肃无数,但心地纯正,不怀私怨,甚至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爱你的仇敌”。据说在1987年1月保守派拿掉胡耀邦时,只有习一人敢拍案而起,怒斥“这是政变”!其兄习正宁曾任陕西省政法委书记、海南省司法厅厅长等职,其为人善良正直,口碑之佳,甚于其父。对于其兄的评价,不管来自官场,还是来自民间,不管来自身边人员,还是来自远乡外地,笔者听到的是“这是共产党最好的官”,“这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可惜好人命不长,其兄1998年在计划出任海南省高院院长前夕突发心脏病而亡,留下无尽遗憾。

可以说正是其父其兄的善因,才结下习先生立为储君的善果。纵观习先生从插队知青、大队支书升任一国副主、兵马副帅的传奇经历,可以说一路走来,艰难之处有扶手,烈日之下有阴凉。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陕北的县委书记敬仰其父,在他写了8次入党申请、公社书记一请示,县委书记马上就暗示应该批准入党;如果不是感激其父的与人为善,在他1975年争取陕西省仅有的两个推荐上清华大学的指标之一时,会无人出面作梗;如果不是感佩其父人品,在他入学尚需要一份关键证明时,其父当时下放劳动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又如何敢冒着风险出示“习仲勋子女升学不受影响”的证明;当他作为工农兵学员1978年毕业时,如果不是其父的老战友中有人暗中相助,他又如何能够幸运的进入中央军委工作?可以说习先生一生受尽父荫,其后的一系列升迁,在每个关键环节,总有各种有利因素碰巧发挥作用,如果不是其父一辈子善良正直、积德行善,怎会有那么多人在关键时刻愿意出手?而这些特殊经历,无可避免的塑造了他的个人世界观:与人为善,好人好报。我相信习先生推崇刘邦、刘秀、刘备,低调谦虚,尊重他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与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不是出于弄权的现实主义需求,而是出自他的真心实意。

不管愿意与否,习先生任内都将陷入维稳的两难困境:出手维稳,显得神经过敏,杯弓蛇影,遭人贻笑,但不出手维稳,则可能弄假成真,顷刻覆亡。维稳是一种现实需求,他只能继续沿用胡某任内已广为泛滥的种种维稳手法,包括下流手法,对各种批评声音进行压制,对此起彼伏的民间行动进行围追堵截,以图自保。

两难处境也造成习先生的内心焦虑,他不是一个“只见权力不见人性、只讲利益不讲正义、只有利害没有是非”的权力怪物。须知他曾当过整整7年农民,在那些日子里,他与泥腿子们一起摸爬滚打,一起讲女人,一起睡土炕,一起说黄段,一起骂皇上,这与面无表情的政治辅导员、全国学毛选积极分子之类不可同日而语。举例而言,如果他面临1989年赵紫阳先生同样处境、需要凭借人性作出选择时,相信他至少会做出与赵紫阳相同的选择——宁愿失去权力,也不愿意亲自下达向人民开枪的命令。但枪杆子打出来的万里江山此刻在他手上,如果就此葬送,他又如何面对父辈的信任与重托?

当一个人内心出现矛盾时,其外部行为就会犹柔迟缓,1989年的赵紫阳就是这样。基于这种判断,相信在他任内,中国暂时不会出现大规模人权灾难,甚至良心犯频频坐牢的现象也一定会受到遏制,像刘晓波、刘贤斌先生这样的案件,如果发生在他任内,采取长期监视居住,待形势缓和后就释放回家的可能性更大,决不会动辄11年、10年冤狱,轻易就将谁的丈夫或父亲送进深狱大牢,背上千秋骂名。即使再出现1998年的组党活动,他的手法可能也与江某大为不同,估计会受理申请,但不予登记,而申请者、参与者被长期软禁、甚至借机驱逐出境,当然不会再以颠覆罪罗织10年冤刑,让自己在全世界声名狼藉,骂声不绝,也使家世清白、个人清誉尽毁。

如此一来,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敢言媒体的春天就来到了吗?当然也不是。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敢言媒体等还是会受到各种压制,尤其是某些与利益集团结盟的权贵,一定会借口社会稳定祭出镇压手段,甚至不惜编造虚假情报来请求采用“断然措施”。这个时候,习先生将面临一次次艰难选择,是宽容以待,还是断然处置,是服从所谓党性原则,还是坚守人性伦常,是遵从自己内心不做恶的戒律,还是恪守权力游戏的既定规则?这将成为对他最大的折磨。如果这样,只要他梢有迟疑,他的十年任期,也将成为22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将给公民社会的发育创造难得的历史机遇,杜勒斯预言的实现,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宽容时期作为过渡。

××××××××××

一篇雖然不乏主管臆斷,但實在是有事實基礎做底的好文~只是,作者將未來10年看作公民社會的培養期,這個值得商榷。

即便習本人尚算良善,但其陣營的500豪族未必能安分,未來之路,不可有任何顛簸,否則,大廈將傾的危局還是分分鐘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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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社会+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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