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一篇《商業周刊》的署名文章～單刀直入，直指毒瘤！

商業周刊：失速中國

（一）地方债13年暴增36倍，建“白宫”只为拼GDP

中国经济，一场海市蜃楼？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原本是形容人烟稀少，举目不见房舍，如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这片沙漠城市，硬是要写下历史，直接就把一排房子“种”在这片荒地上，炫耀这个城市的暴富。

荒漠盖起了豪宅、政府盖了“白宫”，地方建设充斥各形各色的荒谬结合。

连续20年超速发展，中国象是时速350公里的高铁，飞速到达目的地。

快速，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引来失控、失调，猪肉涨价、房价飙涨；工资赶不上通膨，穷人等不到翻身。

中国政府承诺的五大指标一一跳票，显示局面失控！

输出仰赖中国大陆，台湾排名第一，中国失速，第一块骨牌推倒的就是台湾。

2008年金融海啸，欧美日重创，靠著中国撑起了半边天，如今，全球最后一具引擎，中国也将熄火，一场劫难，该怎样才能回避。

【小资料】转型5大承诺，中国全没做到！

失控指标1：控制地方债
　　承诺：中国担保地方坏账风险不大，2009年对外说法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
　　现况：地方债13年来增加36倍，突破人民币10兆大关

　　失控指标2：抑制房价涨幅
　　承诺：2005年后每年喊出降低房价口号
　　现况：近5年全国平均房价涨幅76.7％

　　失控指标3：缩减贫富差距
　　承诺：将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降到0.4
　　现况：1998年基尼系数是0.28，目前为0.52，已超过社会动荡警戒线

　　失控指标4：压低通膨
　　承诺：2011年CPI年增率控制在4％
　　现况：7月年增率6.5％，创39个月新高
　　失控指标5：拉抬消费
　　承诺：扩大国内需求、消费高于投资
　　现况：固定投资占GDP比率不降反升，由42％增至46％
　　消费占GDP比率不增反减，由53％降至38.7％

注1：CPI指消费者物价指数
注2：固定投资与消费占GDP比率为2006年到2010年数据
注3：固定投资是指投资建商、买设备等大笔金额花费
注4：基尼系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贫富两极的分化容易引起阶层对立导致社会动荡，主要已开发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间

13年来，中国地方债增加36倍，突破人民币10万亿元大关。这个巨额数字背后，是上万个地方政府，灌数字、抓业绩，满足中央下达的指令而来的，于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建设“奇迹”跟著诞生。

如果不是插着五星旗，你会以为我们到了美国的国会山庄。

2011年7月16日，商周团队横跨5000多公里的中国经济失速见证之旅，第一站就是“中国的白宫”。

这里是位于安徽省北边的穷乡，阜阳市颖泉区，俗称皖北，人口众多、却没有工商业，单纯依靠农业又遇到耕地不足，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这里的人只有一条出路；出卖廉价的劳力，到沿海当农民工与女工。

特别是阜阳市，人口高达1000万，人多地少活不了，只好外出打工，阜阳曾是全中国第一大劳务输出地，专门输出廉价的农民工，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民工的故乡。

从省城合肥到颖泉区要3个多小时车程，当我们抵达颖泉区中心时，一个令我们惊叹的建筑物矗立在眼前，这不是美国的国会山庄吗？还有广阔的草皮与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植栽，唯一不同的是随风飘荡、醒目的五星旗。

这是一间区公所或是镇公所，相当于新店、三重区，或是桃园县下辖的中坜或杨梅镇公所。

山寨“白宫”，只是区公所 强征校地，花一半年度预算盖成

“白宫”占地2万7千多平米，比阜阳市政府还低一级的区政府却把学校预定地跟农地，一起强制征收来盖区公所；而且兴建“白宫”的那一年，整个颖泉全区一年预算才不过人民币6000万元，但区公所建筑与装修费用就花掉了3000万元，等于全区一半的钱都拿去盖大楼了，最后还跟建筑商借钱才完成这栋建筑。

在一个农民工人均不到人民币2000元的地方，借钱、欠债盖豪华建筑，这就是中国经济新怪象，一窝蜂投资地方建设创造GDP（国内生产毛额），却留下大笔地方债。2011年6月27日，中国国家审计署在各方质疑下，终于公布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竟然高达人民币10万亿7千亿元。

没料到，这还是一个被低估的数字，因为国际信评机构穆迪投资人服务（Moody’s Investors Service）马上提出警告，认为中国国家审计署可能漏报了人民币3万亿5千亿元。

两者合计为14.2万亿的地方债怎么来的？让我们深入中国“白宫”，看中国地方政府把钱花在哪里？这么庞大的债务又带来怎么样的经济效应？

当我们从安徽省会前往阜阳“白宫”时，从宽大的高速公路走进颖泉区时，一个怪异的现象出现了，前往“白宫”一定要跨过一座桥，上头明明写著“危桥危险”，但人车却是照样通行。桥坏了，没钱修，也没钱盖新的；穷到没钱修桥，却花年度预算的一半，仿照美国国会山庄造型盖了区公所。

举债搞建设，镇长得表扬 盖蚊子机场冲GDP，却不修危桥

当地人看到之后误称为“白宫”，于是“阜阳白宫”这个名字不胫而走；至于在这间区公所办公的最高官，也就是台湾说的镇长，大陆称呼的区委书记张治安，则得到了全中国最独特的称呼“白宫书记”。

气派、考究，这座白宫，光是门前的大理石阶经费，就等于当地一个农民工20年的总收入；再把目光往周遭看，低矮的平房、满地的垃圾，想找间公用厕所还不容易，最后在当地农村客运的公车站里，找到了全区唯一的一间公厕。

跟阜阳白宫前随时有人修剪的绿油油草皮相比，这间公厕超乎我的想象，没水、也没人冲洗，髒乱跟臭气让人无法在里头待超过1分钟。这里很穷，60多万的人口才拥有一间公厕以及一座快塌了的桥，但他们却拥有一间豪华的“白宫”。

这是中国经济怪象，政府官员借钱投资建设，冲高当地的GDP（指地方生产总值），制造经济高成长的表象，然后在豪华工程背后贪污，留下大笔烂帐。

张治安当初为了盖白宫，先把旧区政府卖掉，钱还是不够，最后跟当地的建筑商借了人民币600多万元才建成。接著他任内又大举做建设，投资生态园区、商贸园区等等的颖泉五大工程，张治安因此还被表扬，因为他让当地经济成长快速，成了年轻又有为的区委书记。

这就是中国GDP，阜阳白宫就是借钱建设拉高GDP，最后留下大笔的地方债的象征建筑。

再看阜阳市，张治安当区委书记，他的上头长官叫王怀忠，曾当过阜阳市书记，后来还变成了安徽副省长，他能够高升是因为他曾经喊出阜阳创造13％GDP的目标。

王怀忠的方法其实并不稀奇，现在中国各地官员都是这样干，张治安也是跟他学的，就是带头做更大的建设，例如投资人民币三亿多元做阜阳机场，用砸钱方式换来GDP。

但结果就是机场变成蚊子机场，不仅建设留下的债务要还，还有每日营运成本，再加上阜阳市偏远，空中来往的人少，航空公司飞行会赔钱，要他们维持航线，就要补贴航空公司；阜阳有了机场也变成了阜阳市财政的梦魇，每年最少赔进人民币400万元。

再穷也要贪，官员变囚犯 赔上教育，还留下烂债还不了

这些建设背后更可怕的是官员欠债搞建真正的目的是想要贪污，因此拉高GDP可能不是排第一的目标，甚至只是掩护贪污的假象。

2007年，“白宫书记”张治安被举报贪污，利用“白宫”工程向建商索贿，贪污金额超过人民币300多万元，同时又涉嫌卖官收贿；只是，张治安不仅是贪污，还把举报他贪污的人害死在牢里，张治安又犯了另一条罪。

最后这个“白宫书记”被关进牢里，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成了准死刑犯。至于层级更高的王怀忠，投资建设金额更大，贪污更多，连缓刑机会都没有，就被处死刑，成了中国少数被处死的省长级官员。

官员判死刑了，他们留下的建设能带动阜阳的经济吗？在颖泉区，我们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小学，破旧的平房与黄泥巴路；豪华白宫对比破旧的小学。中国传统思想是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但这里的官员却是再穷也不能穷了自己的口袋，再穷也要欠债盖豪华办公楼来贪污，却不愿投资当地的教育建设。在台湾或是世界其它国家，都认为教育是脱贫的方法之一，但在安徽的北边乡下，我却看到了这里空有GDP数字，却没有好的教育，农民想翻身就更难了。

农民翻不了身，颖泉能拥有恐怕就是好看无用的豪华区公所及还不了的地方债。

中国当官这条路，一任官3年、5年，建设最容易看到成绩，谁愿意投资教育10年甚至20年？2008年中国政府又拨了人民币4万亿元救经济，谁不想搞大建设、争取经费与表现？

新的“白宫”正要盖……敢举债就能翻身，邻近穷县也效法

从安徽北边再往南看，一个跟阜阳一样穷的地方，安徽安庆市的望江县，一个一年全县收入减掉支出，只剩下人民币20万元的穷县，在安徽全省61个县中排名第49位，现在却正在花人民币近7七千万元盖县政府，要举债盖新的“白宫”。

安庆很穷，这里的县政府却比颖泉更大气，占地面积128亩，相当于10万平米，整个建筑物面积3万多平米。穷县的政府大楼，是美国总统府的8倍半，这堪称的中国式经济奇迹。因为现在的安庆，在安徽各省市的GDP成长率排名经常挤进前3名，又证明了敢举债，也能让穷地方变成经济模范生。

再看全中国，从内蒙、东北、山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到广东广西，到处都有贫困县举债盖豪华政府大楼，或是砸大钱盖蚊子馆，例如在沈阳市，一栋26层楼的政府大楼，里头只有36个人办公。

有钱的省分，杭州、济南市的政府大楼建价都超过新台币200亿元，合肥政府或是深圳政府大楼建价都超过新台币100亿元。

人民币4万亿元救经济，推动建设、创造内需，造成一个奇特的结果是中国“处处有宫殿、乡镇有白宫”的怪象，以及庞大的地方债。

当我们在合肥往阜阳的高速公路上，惊叹合肥东西南北方向各建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安徽全省，而且全部双向4线道，速度上限120公里，比台湾二高快了10公里，中国高速公路不仅建得比台湾快与多，连速度也要比台湾快。

求快、求多、求大，让中国经济提速，但来回500多公里，空荡的高速公路最多5辆车，高速公路多却没人用，中国该回头看看，拼命往前跑，拼到高速公路、高铁都是世界第一，却忘了人民赶不上来，还留下庞大地方债务要全中国人民扛。

（二）有钱花不完，荒漠盖大楼

中国全国平均房价5年涨76.7％，在沙漠中创造经济奇迹的鄂尔多斯，房价却涨了4、5倍以上；全世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城市，像它靠不断盖房子翻滚经济，还有家家买三辆世界名车的暴发户心态。这城市是中国经济暴发的缩影，充满海市蜃楼般的虚空。

要见证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不是上海外滩的十里洋场，也不是深圳的摩天大楼，而是要到内蒙古的沙漠。

2011年7月19日，商周团队抵达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这里是全中国人均所得最高的地方，人均GDP（国内生产毛额）近两万美元，早已超越台湾，下一步就是超越香港与新加坡，成为华人世界最富有的地方。

这个城市往来的班机，不管是从东、从西，还是从南飞来的，全部班班客满，于是4年前才刚启用的新机场已不够用，现在鄂尔多斯又正在建设一个新机场。

2010年美国《时代》（Time）杂志报导，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是中国鬼城，盖了一大片空房子没人住。当我们抵达时，康巴什不同了，空房子变成商店、居民住进了社区、图书馆也不再空空荡荡。

只是，鬼城不再是鬼城，不是因为鄂尔多斯人口变多了、也不是沿海的人搬到了黄土高原，而是鄂尔多斯不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大肆扩张，大楼、房子一路再从康巴什盖到旁边的伊金霍洛旗。

他们拆了牧民的房子盖新大楼，把未来的城市人口移到新区，在沙漠中盖了了巨大城市，不仅炒高了房价，还把未来20年的房子都盖好了。

日本的趋势大师大前研一说，中国有8千万套空房，很多人手上有两、三套房，支付的房价已经达到年收入的80倍，这在各国经济史上没有先例，因此中国房地产泡沫快破了。

沙漠子民挖煤炭翻身 房产超当地户数20倍

鄂尔多斯的特色，正是大前研一口中泡沫的代表性城市。

不到鄂尔多斯不知道，原来中国的钱早已多得无处放：鄂尔多斯盖好与正在盖的房子，分给鄂尔多斯人，每户平均可以分到20套；每户家庭最少3辆车；贷款利息高达60％。在鄂尔多斯，我们看到了中国内需经济的狂热，有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规模与狂热早已经超越世界趋势大师的想象以及全球的经济史。

鄂尔多斯为什么这么富有？从我们抵达鄂尔多斯，由内蒙往北京等沿海城市的高速公路已经开始塞车了，等到了我们离开时，高速公路竟然塞了超过100公里。

从内蒙往北京的路上都是荒漠，人口稀少的地方为何大塞车？原来是中国对煤炭的渴求多到让煤车一辆辆不停的从内蒙往沿海开，数量多到一辆接一辆变成长龙，一遇到堵车，就排起了长达100多公里、30小时一动也不动的队伍，相当于从台北市一路排到了新竹市。

中国煤炭主要产地就是鄂尔多斯，中国的工厂开工、百货大卖场、餐厅开门营业都需要电，当中国这个全球经济成长速度最快的火车头，不断地往前冲时，燃料就是由鄂尔多斯提供，让它赚进了大把的财富。

2004年之前，鄂尔多斯这个高原城市，是个落后贫穷的地方，城市在两个沙漠中间，土壤贫瘠，除了养羊外，连农作物也种不出来。更惨的是，这里虽然把土扒开就有煤炭，但当时煤炭价格太差，挖出来的煤矿是卖1吨赔1吨。

整个城市最值钱的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塚跟观光用途的沙漠。鄂尔多斯市中心的城区叫东胜区，原来只是一个人口不到30万的城市，当时到鄂尔多斯发展的台商广闻经纪董事长藤文宇说，所谓的市区也就是黄土堆上一些房子。

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给了鄂尔多斯翻身的机会，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成了中国的超级暴发户。尤其是，当本身是煤炭生产大国兼出口大国的中国，还要从印尼、澳洲等地大量进口煤炭，逆转成为煤炭进口大国时。煤价与需求开始三级跳。

在鄂尔多斯有一个传奇故事，一个台湾人回鄂尔多斯探亲，在2004年借给自己的侄子人民币50元去挖煤矿，没料到，有一天侄子竟然拿了人民币500万元要还给这位台湾人，藤文宇说，鄂尔多斯就是这样，短短几年，报酬率超过10倍的例子比比皆是。

鄂尔多斯富有了，我们在百货公司卖场上也开了眼界。鄂尔多斯知名羊绒衫一件要人民币6000多元，折合起来比一款LV Speedy帆布包还贵，但鄂尔多斯人买起来像买青菜一样轻松。鄂尔多斯不仅有煤、有羊绒，还拥有了天然气与稀土，加起来是“羊煤土气”四大资源，鄂尔多斯人给他取了个谐音叫扬眉吐气。

取这样的谐音，是因为鄂尔多斯人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了，他们个性是锦衣不夜行，就怕全中国不知道他们有钱。

我在鄂尔多斯看到不仅是经济奇景，应该说是疯狂的财富、满街的名车，鄂尔多斯整个城市只有两千多辆出租车，但光是俗称路虎的Land Rover的豪华越野车就有5000辆。

在台湾，路虎最有名车主是广达董事长林百里，是台湾科技富豪。但在鄂尔多斯，随处可见林百里等级的富豪。这里一户人家最少3辆车，男主人爱开路虎，女主人则爱开奔驰、BMW，儿子或女儿开跑车或是奥迪、美洲豹。藤文宇说，台湾很少见的宾利，在鄂尔多斯是女主人上街买菜的买菜车。

开好车全中国到处都有，但怎样让别人知道有钱，那就是有好车还要有好号，甚至连999或是888都不足以显示他们的财富。他们开BMW750最好就要配750车号LEXUS570就要配570车号，因此，在这里不仅是看到奔驰600，而是看到车号600的奔驰600。

做利滚利暴富生意 钱用60％利率借出去再投入房市

在这里，从煤炭赚到的钱，只有两种出路，一是投入高利贷市场，二是买地买房炒楼。我在鄂尔多斯处处可看到小额贷款的公司，这里流行地下金融，煤老板把钱用年息达到60％借出去。

钱借出去了，能投资的就是房地产市场，于是炒楼、炒房与炒店铺，黄土堆的土房子变大楼，赚到钱后又放高利再投入房地产市场，一手接著一手，高利滚动了鄂尔多斯的暴富经济。

而暴富也反映在夸张的地方建设上。我站在鄂尔多斯市政府前，光是广场就长2.4里、宽500米，市政府大楼就三栋大建筑；此外每个独立单位也都有大楼，例如政府卫生局，也有栋10层高大楼。

这里住不到3万人，却有一个新闻大楼，有9层高，总建筑面积4.4万多平方米，提供给鄂尔多斯电视台与《鄂尔多斯日报》共享。其中鄂尔多斯电视台总编制101人，如果一半大楼属于电视台，换算下来平均1人可使用200多平米。

在台湾恐怕不太容易找到上市公司董事长办公室有200平米大的，更何况是员工。

在这里，房子多、名车多，但城市相对匮乏，走在康巴什，你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商业店铺除了超市就是烟酒专卖店，此外几乎什么没有。

盖的房子几代都住不完 连饭馆都很少，还拼命扩张城区

连一般吃饭的饭馆都很少，买一件衣服要跑20多公里回旧东胜城区，连最热闹的旧城区，只有一家肯德基。

庞大资金与投资，仍不断投入房地产，把子孙后代多少代的房子都盖好了，现在鄂尔多斯每年最少开发1500万平方米的房子。

我们遇到了内蒙古宏浩置业总经理陈浩楠，他告诉我们，现在的鄂尔多斯房地产总量太多了，要靠外来人口来投资，才能满足房地产供应量。

但房价从新台币每平米6千到2万，涨到每平米4万到9万元；在上岛咖啡喝一杯咖啡加早餐，人民币80元，物价不比北京、上海便宜。从成本或市场规模考量，鄂尔多斯都不是个投资的理想地方。

利滚利的经济，总有跑不动的时候，今年鄂尔多斯出现了人民币3亿5千万元的高利贷坏帐风波，也是继2009年，石小非法吸收人民币7亿元的高利贷倒闭之后的第二大事件。

鄂尔多斯的发展经验是要告诉我们，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不只是幻影，已经实实在在盖起高楼；还是这些高楼最终在钱滚钱遊戏中，最终会有算总帐的一天？

（三）中国会硬着陆吗？带血的GDP酝酿2013年风暴

温州动车追撞，意外戳破中国追求跨越式成长、不顾质量的真相，国际上也怀疑政府掌稳方向盘的能力。

猪肉、高铁、出租车，这将是压垮中国的重大事件簿。

出租车风云──2011年8月1日，杭州出现连续多日的出租车罢工事件，全市8千辆出租车超过一半以上停止营运，如有不支持罢工迳行开业载客的司机，还会被同行拖下车来毒打一顿. 一名司机忿怒的说： “今天看到有人载客的车， 看一辆砸一辆。”

一张张照片通过微博、手机、网络即时传出来， 现场的愤怒迅速流传开来。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记者现场观察，在这样山明水秀、温文儒雅的城市里，会酝酿出激烈的罢工，显示是被逼急了。归纳原因：油价涨，跳表费不涨；物价涨，工资不涨。这把火马上蔓延到浙江、河北各省市，地方政府对此严阵以待。

猪肉风暴──2011年8月初，公布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6.5％，再创下39个月来的新高。其中，猪肉价格更是元凶，2005年，1斤人民币8元的猪肉，如今飙涨到1斤人民币25元，对于市井小民来说，更是怒气随时准备爆发。

高铁出轨──2011年7月23日，动车组时速200公里的追撞，至7月28日，已公布40人丧命， 中国温州动车事故引爆老百姓怒火，三节车厢的坠毁，不仅打破中国跨越式经济成长的骄傲，失速的列车似乎成为中国丧失过往控制能力的象征。

经济计划全乱了谱！房价、物价压不住，指标亮红灯

失控，正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最大的危机。

以往，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国家五年一个区段的经济规划，所有经济指标，不管物价、房价、国内生产毛额（GDP）……，几乎都准确落在政府设定的区间，如今，情况完全失控。

从2005年以来每年必定宣示严厉打压房价，结果全国房价5年平均涨了超过7成。物价，更是早就脱离安全区域年增率4.5％的区间。如今，在通货膨胀、紧缩资金，以及欧美景气显著复苏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最后还能掌控的GDP也将面临失守。

大师纷纷表示不看好中国！鲁比尼忧GDP年增率降到6％以下

温州动车意外之后3天， 曾经成功预言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新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站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讲台上，对著听众重申，“中国成长模式不可能持续，2013年有硬着陆危险。”

金融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在6月14日接受彭博社（ Bloomberg）采访时，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中国已经错失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机会，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鲁比尼表示，所谓“硬着陆”，就是GDP年增率将降到6％以下。而这个数字，是中国连续高速成长20年来，不曾见到的数字。

失控始于金融海啸！砸钱救市，掀全国GDP竞赛

为何会有这样的推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失速列车的起点，是3年前的全球金融海啸。

2008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深渊，中国政府为避免经济成长动能随欧美出口市场冰封坠地，决心砸下人民币4万亿元，大举进行公共投资。这是一笔等同于台湾100年岁入总预算新台币1万亿6千3百亿元，超过10倍以上的大钱。

当中国宣示救经济之后，从地方到中央，所有单位都开始了一场GDP成长竞赛。

以中国铁道部为例，原本金融海啸之前，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规划目标是10万公里，海啸之后，目标立刻上调为12万公里。一下子目标跳跃，怎么做到？

第一步就是砸钱。2005年中国花在铁路建设的钱不过人民币880亿元，2010年当年预算暴增为人民币7074亿元。近5年，中国铁路建设投资金额以年平均复合成长率50％速度增加。钱从哪里里来？借贷或发债。中国铁道目前总债务超过人民币2万亿元。

第二步，就是不顾质量的“跨越”。温州动车事故前三个星期，连结北京的京沪高铁刚刚通车，这条高铁全长1318公里，拥有媲美全球先进系统的350公里时速。然而，令人瞩目的是，它摒弃欧美、日本既有的高铁系统，完全采取中国“自有技术”兴建，原本预计5年的兴建期更是缩短到3年2个月，为赶通车，原本德国西门子专家预期至少要训练三个月的司机员，则只训练了10天。

“铁道部出轨之痛撞出了中国发展拐点（转折点），” 最新一期出版的《亚洲周刊》写道。 所谓的中国拐点，意味中国即将面临减速，甚至崩溃的威胁。

“我们不要带血的GDP！”温州动车意外之后，中国民众为了高经济成长，忍受强征强拆、忍受经济资源错置的忿怒，在微博数以万计的消息上涌现。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隐忧：巨额地方债、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则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政府借钱乱炒房！债务黑洞，两年后恐变坏帐

《商业周刊》两组采访团队分别走到中国最偏远的穷乡、最富有的内蒙县城，以及国民收入最高的北京、上海都会区，检视看多与看空中国经济两派学者们的争论，却不得不承认，中国因为推动高速经济成长，已经累积成巨大经济泡沫风险。

鄂尔多斯是中国泡沫经济缩影。这个以挖矿致富的地方炒房，导致已建和在建房达到每户20套，明显供过于求。而中国炒房，背后最大的金主经常是地方政府。地方为了推动经济成长，透过成立“地方融资平台”借款，以炒高的房地产偿还本金与利息。

地方债的金额到底有多少？中国官方自己的数字都不见得统一。但根据中国审计署7月的数字，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余额为人民币10万亿7千亿元，超过中国当年全年财政收入。

然而，官方债务可怕之处并不是在绝对金额多寡，而是已投入资金产生的收益能否支付本息，还是最终成为财政黑洞。

中国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他的财经节目指出，中国债与美国债有本质上的不同，如今市场恐惧美国债信评等调降，但美国政府借钱买的是花旗银行、高盛这些有企业竞争力的股票，最终它会产生收益回到美国政府口袋，但中国政府花出去的钱，很高比率注定成为坏帐。

事实上，依据中国审计署的调查，花在公益与基础建设上的投资，约1/4没有任何收益。

商周记者6、7月在中国采访，西部8线道的高速公路长达7小时的旅程，周边仅一部邻车；而号称连结沿海精华区的京沪高铁，从北京到上海的中途，有两小时整个车厢除了记者外， 没有其它乘客，实情与官方网站公布的高搭载率截然不同。

以中国社会趋势观察为内容的《新世纪周刊》杂志报导，负责陕西高速公路计划的云南省鲍路有限公司，2011年4月向债权银行发函，无力支付人民币千亿元借款，所以“只付息不还本。”云南省鲍路有限公司背后就是地方政府；而中央清查的结果， 全国只有54个县级政府没有借钱。

2013年，地方债务有一半到了偿还高峰，但过去中国地方政府靠炒房地产还钱，在房价已炒成泡沫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还不起钱，最后就是由中国全民来埋单。

2011年6月28日，信评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表示，中国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内地银行将增加不良贷款6个百分点，新增2万亿5千万元的地方坏帐；穆迪（Moody’s）也表示，中国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率，将会由1％升到5％。

没有人否认，中国债务的洞很大，然而，看空与看多的经济学家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地方债洞大到中国埋不起单，后者认为，中国有钱，坏帐金额在掌握之中。

但令人担心的，正是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还一如既往吗？过去中国政府推出政策目标，几乎没有失手过。但今年，却看出政策工具效果不彰。

百姓快活不下去！打通膨白喊，消费力不升反降

首先是房地产市场，为调控过热经济，抑制通膨，中国去年以来陆续祭出“新国十条”等严厉打房措施，但主要城市房价纹风不动，据记者第一线查访，北京三环内每平方米价格仍站稳人民币3万元以上高价，精华区崇文门市场甚至出现新地王。

而中国主要都会区的房价与民众的收入比，甚至比伦敦、纽约还高。

中国将今年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设定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增加4％，但2011年7月，CPI却升到了605％，达到39个月新高。高涨的房价，以及浮滥的货币，都被视为通膨的元凶。

如今，走进任何城市的超市生鲜区，买一块猪肉的价格都让人吓一跳。中国猪价在今年创下史上新高，零售价大约新台币112元，然而，在上海或是北京，底层的农工月薪不过人民币1000多到2000元，吃1斤的猪肉就要花掉1/40薪水。食物价格飙升，已然悄悄成为百姓生活的压力。

为了调整GDP成长体质，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以内需消费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动能。这表示，内需占GDP比重要从现在35％提高到50％，然而，5年之间，消费占GDP比重不升反降，如今，通膨更进一步抑制了民众消费意愿。

然而，所有建议中国稳定经济的手段，对中国都是两难：对房市打得太过，地方融资平台就会崩盘；但打得太轻，通膨又下不来。为收热钱升利率，就连动汇率，连带影响出口，更会吸引国际热钱，但如果收得太慢，过热的通膨也就没有解方。

全球经济骨牌倒下？欧美日三大引擎熄火，怕中国也垮

未来的中国，最好的剧本是GDP进入7％，中度成长；最坏的剧本是经济成长率降到6％以下，变成硬着陆。

这两套剧本，分别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一份名为“中国多米诺骨牌已然倒塌”（The China Domino has Fallen）的报告，描述了中国通膨将如何引发全球经济骨牌效应：

第一张骨牌，中国经济由出口转内需，但因供给无法马上增加，所以引发国内通膨，这已经发生；第镀磁骨牌，中国出口通膨，由于对于原物料的需求推升了全球价格，这个景象将持续到2012年；第三张骨牌，中国内需震撼，如果中国转型内需成功，全球经济将进入重新平衡，供给可能跟不上新创造的庞大需求。

国际货币基金（IMF）在2011年7月出版名为“中国溢出效应”（China Spillover）的报告，评估中国过热的经济如果没有控制好，马上会引发全球原物料进一步的涨风，但是，如果一下子经济降温过度，将冲击中国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包括现在G20中最主要的成员国。

为什么中国拐点会引起全球关注？众所皆知，目前支撑全世界经济荣景的就是四个主要引擎；如今，欧债像失火般在欧洲大陆蔓延，火苗一直都没扑灭；美国刚度过举债上限调高的危机，元气大伤，起码要两、三年休养；日本在经历海啸之后，产生跨入第三个失落十年的疑虑。

四大引擎，有三个熄火，如果再加上中国硬着陆，将是全世界不可忽视的经济大灾难。一旦中国硬着陆，新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预言，全球在2013年遇到“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就可能成真。

然而，中国全力避免经济硬着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黄祸》作者王力雄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指出，他对经济降温的忧心在于，“以前靠钱摆平的问题，（经济）减速之后，政府的钱紧了，社会矛盾却在同一时间爆发，政府的控制力量一旦分散，就会控制不住。”“专制的特点是，关掉了所有的出气阀，内部压力却不断增高……。”

根据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国10％的富人掌握社会80％财富；但是，剩下9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对于已经富起来的人，却有强烈的仇视，认为这些人不是靠贪污，就是搞关系赚来。在财富差距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愤怒也在累积。

高成长是利是弊？四百万蚁族，仅1%能翻身

在夏季高温中，我们分别探访北京小月河、上海南站石龙村。这两个地方被称为“蚁族”聚集处代表。来自全中国，拥有大学文凭的社会底层年轻人，从经济不发达的城镇农村、涌进都会区找工作，初期只能在都市边缘蜗居，因为没有人脉，进不去国营企业，往往只能在民营中小企业找个活，月领人民币一、两千元薪水，但租个床位就要人民币几百元，面临高通膨，像只蚂蚁般辛苦的活著。

然而，中国经济调控造成国进民退，民间释出的工作机会减少，使得这群人的处境更为艰难。

《蚁族》作者廉思估计，全中国蚁族人数近三、四百万人，但他们跻身为中产阶级的机会，“只有1％。”“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蚁族，”廉思说。

如果中国经济硬着陆，引发更多的失业，那会怎么样？

就是如此强烈的社会不安，使得中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遇到严重阻碍。

“中国人有人民币14万亿元储蓄，让他们花钱就有内需产业！”这是许多人对于中国内需商机的想象。然而，研究中国贫富问题的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却指出，“人民币10万亿也许确实是一个让人看了就吃惊的数字，但平均到13亿人头上，也不过每人1万元多一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

更何况，如果仔细算，80％城乡居民储蓄由20％的人拥有。也就是说，10亿4千万人拥有人民币2万亿8千亿元存款，人均不到人民币2700元。绝大多数人面对的是一个收入成长不多，但物价飞涨的环境，高经济成长究竟对他们是利是弊？

而中国的债务黑洞、高居不下的通膨、益加严重的贫富差距，经济问题如今已转化为社会质变压力，就像失灵的标志，正闪烁著灯号，预告失速撞车的危险，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转型关键。中国如果失速，全球就会失火，四大引擎还能不能动起来，中国将是未来两年最大的变量。（撰文：李郁怡，《商業周刊》）

【小资料】荒谬失业率，近1年都4.1％

美国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说过：“ 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巨大的谎言和统计数据（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lies- lies, damn lies, and statistics）”，这样的描述很适合用来描写中国经济数据时最大的感触！

其中最令人傻眼的数据，就属中国失业率4.1％，近一年来都保持在此一纪录，完全不受中国近期官方打压房价、收缩银根、出口衰退或工资上扬等冲击；而总数高达1亿5000万人的农民工就业情况，也不在这份统计数据的考量中。

另一滑稽例子则是总和。2010年中国31个省市区GDP相加总和为人民币43万亿2700亿元，照理应跟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总额相当，但实际上2010年据国家统计局数字，中国GDP仅39万亿7900亿元，相差近8.8％，在中国一加一会大于二的。

中国官方版最新消费物价指数年增率6.5％，对比中国目前GDP年成长率9.5％，似乎物价没有伤害到经济成长，但2011年初的大宗物资“黄小玉”、“糖高宗”大涨行情，带来民间抱怨苦水似乎成反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曾在媒体上指出这些荒谬不是人为疏失，不能简单的归因于统计误差，或者局部地方的现象，而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但或许他忘了在中国，重要的不是数字正确，而是政治正确，Anything is Possible！

硬着陆4大警讯连环爆……

　　危险讯号1
　　过度投资，刹不住车
　　数据1：扩大投资救经济，投资占GDP比率突破40％
　　数据2：地方债13年增36倍，去年冲破人民币10万亿元
　　数据3：基础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占GDP的7成，世界最高

　　危险讯号2
　　通膨房价失控，消费更苦
　　数据1：过去5年房价涨幅76.71％，亚洲最高
　　数据2：7月CPI年增率6.5％，创39个月新高
　　数据3：民众实质购买力年增率下滑，今年第1季11.3％，近4年新低

　　危险讯号3
　　收银根打通膨，企业倒闭
　　数据1：回收市场游资，存准率调至21.5％，创历史新高
　　数据2：民企爆发倒闭潮，信评机构惠誉估坏帐恐上升到贷款总额的30％

　　危险讯号4
　　人民币升值，出口也告急
　　数据1：高利率推升人民币，1美元兑人民币6.39创新高
　　数据2：出口受挫，2011年6月滙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48.9，是自2010年7月来首次低于50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四）中国模式如何绝处逢生？建立转让权，杜绝豆腐渣建设

不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使资源不断被浪费，中国大量“政绩工程”，正是缺乏“制度资本”引发的现象。

数年前，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另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有一场著名论战。论战主题乃是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林毅夫认为，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是因为开发中国家，只要复制已开发国家技术，就可以带来成长，不用再走过去已开发国家曾走过的错路、弯路。

杨小凯却认为中国是“后发劣势”：正因为开发中国家可以轻易通过模仿带动成长，这些国家往往不思改革根本性的制度，反而丧失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因此成了“劣势”。

劳力优势渐失！狂拼建设换荣景，造成国富民穷

林毅夫和杨小凯的论战，都把像恐龙般庞大得无法用一句话说清楚的中国经济，各自说对了一部分。而基本的论调是，前面30年，中国经济尝到了甜头，但接下来的日子，苦果刚刚才要开始。

而中国现在处于全球关键性的角色，要如何避免走向硬着陆，以及让中国模式落入死路一条的困境？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是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也就是引进先进的技术，使得中国能有效的运用廉价劳力，来创造每年经济成长近9％的亮眼成绩。

然而，随著越来越多劳动力投入运用，这种劳力优势逐渐递减，若一国没有制度改革，以催生市场交易，吸引更多其它资源投入，经济成长就将难以为继，这就会落入杨小凯说的“后发劣势”。

中国从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逐渐转变为杨小凯口中的“后发劣势”了吗？

据高盛（Goldman Sachs）驻香港经济学家乔虹的资料，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实质工资每年成长近12％，有些外资企业开始酝酿移往东南亚。

2011年6月《时代》（Time）杂志报导，一位在中国设厂已22年的美国商人哈布斯（Charles Hubbs）打算外移到柬埔寨，理由是“光过去两年成本就上升50％ ，要找到和留住工人更难了，”《时代》因此称“中国廉价劳力时代结束了。”

因此，即使中国“后发优势”尚未消失，也很难再像以往靠著廉价劳力来带动成长，若要追寻中国下一个成长力道，“后发劣势”就会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当局也意识到，劳力优势已不再足恃，因此他们推出各式经济计划，各省、市大兴土木，想透过政府花钱带动经济成长。

但此举后果就是资源越来越集中在政府手上，中国也就越来越“国富民穷”。

根据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家陈志武2011年2月公布的数据，1950年代初期，中国民间消费占国内生产毛额（GDP）比重大约69％，但近年来已下降到35％；反观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从1952年约16％，成长到近年约30％。

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花这么多钱？因为没有制度改革，创造出更有利于市场自由交易的环境，也就是中国没有累积陈志武所说的“制度资本”，因此民间资源无法透过市场交易，用在能创造出最大价值的用途上。

不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限制了民间运用资源，那就只能靠著政府把资源从人民手上拿过来用。然而，政府运用资源有个先天限制，就是“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因此，很容易把资源浪费在从市场看来十分低效率的项目上。

近年来中国各省市政府做了大量的“献礼工程”、“政绩工程”，连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今年七月，都批评这些工程“置安全、生产、质量于不顾”，“成为名副其实的‘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

又缺制度优势！改革产权制，才能活络市场交易

累积“制度资本”，让市场交易更深化，才能避免政府滥用民间资源，让民间把资源使用在最有效率的用途，这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产权”。

产权有保障，每个人才愿意投入他们手上的资源在市场逐利，进而创造出许多机会，经济才会更繁荣。所以，“制度资本”最重要的就是保障产权。

例如，政府随时可用一纸公文，把每个人的房子强制拆掉；或是强盗把一个人的房子烧了，法律也不惩罚强盗，这样谁还肯去买房子呢？房地产市场自然也无从谈起了。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制度演变，是逐渐朝著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走的，不过，对于产权的保障与改革，还只是近几年来的事，因此也出现了一些产权定义不明的现象。

例如，中国有些企业虽然表面上是“民营”，但当初出资者或母公司可能是公有的——像上海浦汤加工出口区，很多都是政府直接经营；又如中国有的学校虽然号称“民办”，但其土地却是当初从政府那里廉价得到的，校长也是上级调派而来的；又如有的“公立医院”其设备及大楼都是政府操办，但该医院又可以按市价向病人收费赚取利润。

因此，这些机构的产权，到底是“公有公办”、“公有民办”、“民有公办”、“民有民办”，也就根本无法划分清楚。

如中国经济学家薛兆丰所说：“中国产权改革的最大困难，是在从‘纯粹公有’向‘部分民有’过渡的过程中，尚未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因此像数年前经济学家郎咸平批评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就出在这种“公私难分”的格局。

除了产权划分不明之外，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对产权的落实不够完整。学界认为“产权”包含了三个重要权利：“使用权”、“收益支配权”与“转让权”。

“使用权”是决定资源的用途，“收益支配权”是有权支配使用资源的收益，“转让权”则是能把资源转卖给别人。

活路只有一条！让自由买卖有赚头，避免抢短心态

若想通过市场交易，让资源转移到能创造最大价值的用途上，落实这三个权利缺一不可。但是目前中国许多资源的实际掌控者，并没有完整的拥有这三个权利。

例如，中国许多控制国有资产的负责人，包括国营企业经营者、拥有土地的官方机构等，手上有“使用权”、“收益支配权”，他们可以决定如何运用这些资源、可以支配创造出来的收益，但是他们却没有“转让权”。

缺乏“转让权”，就会让使用资源的人，不关心这项资源的长远价值，而会把资源的短期价值榨干。

如果你有一片森林，你可以决定怎么使用，也能支配使用后带来的收益，但是，你也可以把这片森林卖掉。这时你就会考虑到它的长远价值，因为如果你现在就把这片森林的价值榨干，别人就不会想买，所以你会好好的照顾森林，才可能卖掉。

但是，若你不能把这片森林卖掉，那么你就根本不会顾虑这片森林的长远价值，对你来说，最有利的使用方式，就是现在把它全部砍光卖钱。反正这片森林不能卖掉，那你何必费心照顾森林？这就是缺乏“转让权”的后果。

因此，中国的“豆腐渣工程”、“用人唯亲”、“贪污浪费”、“环境污染”等，都是因为实际控制资源者，缺乏“转让权”，他们就不会在乎资源的长远价值，而把资源带到只能实现短期利益的用途上。

放大到整个国家、企业、地方政府，大家都在做短期榨干的事，而不去照顾长远利益。当中国经济出现减速或严重拐点，风险就会全部集中在国家这部机器上：国家强了，大家都强，国家垮了，大家也跟着垮。

由历史来看，据经济学家张五常的研究，十九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其实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让已有私人使用权的农地加上了“转让权”，原本附地而生的农民以及武士，大批离开家园涌到城市，农地以价高者得，合并使用，工商业的专业与合并带给社会极大的利益，经济指数就立刻上升，为日本现代化及日后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因此，开发中国家要摆脱“后发劣势”，要从建立资源的“转让权”着手。但“转让权”要能够运作，关键在于讯息充分流通。例如，若传媒只报导国营事业形势一片大好，但亏损严重或官员舞弊，却因政治考量而无法让大众知道，人们误判而买了这些企业的股票，后来发现上当。长此以往，谁还敢去买这些股票呢？

耶鲁大学金融学家陈志武，曾比较一百多国的新闻自由程度和服务业发达程度，结果发现新闻媒体最自由的国家，其服务业也最发达，而新闻媒体最不自由的国家，服务业也最落后。他的结论是“产权保障最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服务业）也最发达，而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不发达。”

总结来说，只有累积这些“制度资本”，创造更有利于市场自由交易的环境，才是逐渐失去劳力优势的“中国模式”，接下来唯一行得通的路。

（五）大陆减速不当，台湾就会翻车

中国大陆前两次经济转型，台湾是最大受惠者，而这次中国大陆拐点，台湾少了昔日优势，接下来的仗怎么打？

中国大陆经济如果出现硬着陆，谁会第一个遭殃？台湾！

台湾对中国大陆贸易依存度全球第一。两岸经贸依存度在过去20年之间快速提高，1990年台湾输往中国大陆的金额占总输出额的比重不过是6.54％，而2011年第一季为29.73％，20年间翻了近4倍。

贸易依赖度全球最高！台商若倒下，金融跟着遭殃

GDP仰赖对中国大陆输出的比重，台湾是全球第一。2010年10月28日出版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曾经过计算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金额占GDP的比重，台湾以14.3％排行第一，第二则是韩国的10.4％，接下来是马来西亚的9.9％。未来10年，中国GDP年成长率势必告别10％高成长，一旦减速不当，可以想象，台湾首当其冲。

然而，涉险部位有多高？一位为政府部门定期提供中国大陆国情分析的单位主管的答案，却是“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一定会有冲击。再者，过去台商无法在中国大陆顺利取得资金时，多半仰赖台湾的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筹资，如果中国大陆经济出现问题，台商经营恶化，资金输血就会带来金融体系连动的风险。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这块骨牌如果倒下，台湾很可能就是连带最先倒下的那一张骨牌。

风险关键时间点推估会出现在2012年，中国十八大接班人事确定的后一年左右。理由是，中国对于经济情势的控制力，可能因为人事布局还没有完全确定而出现失控点。这个时间点与新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等人推测2013年中国经济硬着陆，不谋而合。

比起中国经济减速，更值得台湾注意的是，是中国大陆经济转型让两岸产业的竞合关系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两岸（会）从结盟关系变成竞争关系，”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张荣丰分析。迄今，中国大陆经济有三次重要转折，第一次是1978年到1994年，学习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东亚经济出口驱动成长模式，步入经济开放初期；随之的第二次则是进入出口扩张最快速的经济成长期。台湾厂商在这两个阶段，拥有中国所没有的资本与人才，中国可以提供台商最需要的廉价劳力， 双方是结盟关系。

然而，2000年之后，中国开始长出了市场工资上扬、人力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调，两岸台商开始由结盟关系出现了竞争关系。台商纯代工形态的经营也逐渐失去优势，并开始与中国本地业者在通路与品牌上竞争。

两岸关系将大翻转！由结盟转向竞争，纯代工陷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推出十二五规划，确立扶植在地的内需产业，进入新一阶段的经济转型之后，两岸由结盟进入竞争的态势更为明显。

“过去台商光靠台湾经验就可以，但未来，台商要面临通路、品牌全面的竞争，‘战术’思维必须提升到战略思维，而这两者最大不同，就在于未来布局的能力。”张荣丰表示。

预先看到市场集中风险的企业，主动展开布局。如纺织龙头聚阳实业早在两年前就把中国大陆制造产能减少一半，加重东南亚比重，“（虽然）制造比重会下降，但因中国大陆市场消费需求会增加，因应市场与品牌端需求，我们会接更多中国大陆本土品牌业者的订单”聚阳董事长周理平表示。

而像电机电子等代工业者，则随著产业龙头位移大西部，或更为深入中国地方县市布建生产线，正与新环境展开搏斗。然而，“他们面临的条件和人的素质，都比不上十几二十年前沿海各省，（情势）非常恶劣。”台大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崇兴表示。

台经院第二所副所长吕曜志的担心，则是这些代工业者因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更为沉重的成本与竞争压力，必须更为在地化，进一步引发两岸产业价值链断裂，“厂商的利益与风险，不一定等同于国家的利益与风险，”他认同台湾必须更有战略性思维。

然而，不管是主动或是被迫，在中国大陆的台商都已采取了行动。

相较起来，台湾官方动作缓慢。除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外，台湾与其它国家签订贸易协定的进度“只闻楼梯响”，对于台湾未来如何因应中国大陆经济转型的战略想法，进而因应全球化经贸变化的布局，还属空中楼阁；而台湾产业最大竞争对手韩国，却已经开始从贸易篮子里“分蛋”，签订东协和欧盟等地自由贸易协议。

1997年，台湾希望建立亚太营运中心，政府曾请来策略大师麦克·波特（Michael Porter）为这个愿景诊脉，然而看到台湾希望同时建立制造、金融、运筹、电信与媒体中心，希望扶植产业超过139项的企划书之后，麦克．波特公开在演讲中回应，“你无法复制别人的经济愿景（An economic vision cannot be copied from others）”。

中国大陆经济转型，将会使得台湾经济结构问题浮上台面，可用于改革的时间更为紧迫。在中国大陆即将出现“拐点”的当下，下一波能胜出的，会是已经正视危机、采取行动，系好安全带的企业。

（六）后记：可怕的是人心

2011年7月15日，北京打了一整夜的雷，打乱了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航班，也让我们看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盖了全世界最新、最大的机场，买了全世界最多的飞机，管理能力却仍停留在上个世纪。

那一夜，我们搭晚上10点飞机往鄂尔多斯，换了登机牌、托运了行李，才知道前一个班次，已经从晚上6点多延误3小时。但首都机场播放了一则广播，告诉全世界的旅客，首都机场已经启动了紧急应变措施，这让人很安心，我想中国是大国了，应该有很好的处理方法。

一直到午夜12点，枯等的旅客连一杯水也没有，也得不到任何班机信息，首都机场唯一做的就是一直重复播那则广播。

突然间，广播通知国内线所有班机取消，总数达100多个航班，以每班一百个人算，最少也有一万名旅客受影响。但到了改签柜台才发现，竟然只有3个人处理1万人的问题，所有旅客大排长龙，但负责机场服务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却一杯水也没给旅客。

行李只安排两个转盘放一百多个航班，当然放不下，任由行李掉满地，这就是中国最先进机场的紧急应变措施。

更可怕的是人心 旅客越凶，就越快获得改签

半夜两、三点，彻夜排队发现队伍几乎不动，旅客开始骚动，接著串联跑到国航柜台抗议，甚至还有女士根本不顾形象，穿著裙子爬上柜台嘶吼。越不和谐、越凶，国航马上就当贵宾处理，帮忙改签隔天一早机位，于是一批又一批人越炒越凶，最后国航干脆不处理乖乖排队的人，只处理不和谐的人。

这就难怪中国到处都有骚动，甚至是暴动，因为不这样，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发达的经济搭配不和谐的社会，真实的在眼前上演。只有我们两个台湾人（加上摄影赖建宏），不敢去吵架，当然就没有机会拿到机位，呆呆的罚站到清晨6点才离开。

中国跑太快了，只讲提速，拼命盖高速公路、盖高铁、买飞机队，却忘了社会与人民没有赶上来，于是机场遇到雷雨，旅客就是骚动；空有美丽的城市，却连下水道也没做好，一下雨就淹大水。

更可怕的是，高铁管理还没上轨道，甚至可能连防撞安全装置也没做好，却一口气建了全世界密度最高的高铁。

大建设、大发展，让官员、富人越来越有钱，穷人、农民工被放弃丢在后面，中国速成式经济奇迹，到了必须停下来思考的时候；只让一部分富起来，却不等人民，让后面一大部分的人永远富不起来，这样的经济就像盖在沙漠的海市蜃楼，最后恐怕来去一场空。（撰文：吕国祯，《商業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