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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一篇《商業周刊》的署名文章~單刀直入,直指毒瘤!

商業周刊:失速中國

(一)地方债13年暴增36倍,建“白宫”只为拼GDP

中国经济,一场海市蜃楼?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原本是形容人烟稀少,举目不见房舍,如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这片沙漠城市,硬是要写下历史,直接就把一排房子“种”在这片荒地上,炫耀这个城市的暴富。

荒漠盖起了豪宅、政府盖了“白宫”,地方建设充斥各形各色的荒谬结合。

连续20年超速发展,中国象是时速350公里的高铁,飞速到达目的地。

快速,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引来失控、失调,猪肉涨价、房价飙涨;工资赶不上通膨,穷人等不到翻身。

中国政府承诺的五大指标一一跳票,显示局面失控!

输出仰赖中国大陆,台湾排名第一,中国失速,第一块骨牌推倒的就是台湾。

2008年金融海啸,欧美日重创,靠著中国撑起了半边天,如今,全球最后一具引擎,中国也将熄火,一场劫难,该怎样才能回避。

【小资料】转型5大承诺,中国全没做到!

失控指标1:控制地方债
  承诺:中国担保地方坏账风险不大,2009年对外说法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
  现况:地方债13年来增加36倍,突破人民币10兆大关

  失控指标2:抑制房价涨幅
  承诺:2005年后每年喊出降低房价口号
  现况:近5年全国平均房价涨幅76.7%

  失控指标3:缩减贫富差距
  承诺:将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降到0.4
  现况:1998年基尼系数是0.28,目前为0.52,已超过社会动荡警戒线

  失控指标4:压低通膨
  承诺:2011年CPI年增率控制在4%
  现况:7月年增率6.5%,创39个月新高
  失控指标5:拉抬消费
  承诺:扩大国内需求、消费高于投资
  现况:固定投资占GDP比率不降反升,由42%增至46%
  消费占GDP比率不增反减,由53%降至38.7%

注1:CPI指消费者物价指数
注2:固定投资与消费占GDP比率为2006年到2010年数据
注3:固定投资是指投资建商、买设备等大笔金额花费
注4:基尼系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贫富两极的分化容易引起阶层对立导致社会动荡,主要已开发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间

13年来,中国地方债增加36倍,突破人民币10万亿元大关。这个巨额数字背后,是上万个地方政府,灌数字、抓业绩,满足中央下达的指令而来的,于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建设“奇迹”跟著诞生。

如果不是插着五星旗,你会以为我们到了美国的国会山庄。

2011年7月16日,商周团队横跨5000多公里的中国经济失速见证之旅,第一站就是“中国的白宫”。

这里是位于安徽省北边的穷乡,阜阳市颖泉区,俗称皖北,人口众多、却没有工商业,单纯依靠农业又遇到耕地不足,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这里的人只有一条出路;出卖廉价的劳力,到沿海当农民工与女工。

特别是阜阳市,人口高达1000万,人多地少活不了,只好外出打工,阜阳曾是全中国第一大劳务输出地,专门输出廉价的农民工,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民工的故乡。

从省城合肥到颖泉区要3个多小时车程,当我们抵达颖泉区中心时,一个令我们惊叹的建筑物矗立在眼前,这不是美国的国会山庄吗?还有广阔的草皮与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植栽,唯一不同的是随风飘荡、醒目的五星旗。

这是一间区公所或是镇公所,相当于新店、三重区,或是桃园县下辖的中坜或杨梅镇公所。

山寨“白宫”,只是区公所 强征校地,花一半年度预算盖成

“白宫”占地2万7千多平米,比阜阳市政府还低一级的区政府却把学校预定地跟农地,一起强制征收来盖区公所;而且兴建“白宫”的那一年,整个颖泉全区一年预算才不过人民币6000万元,但区公所建筑与装修费用就花掉了3000万元,等于全区一半的钱都拿去盖大楼了,最后还跟建筑商借钱才完成这栋建筑。

在一个农民工人均不到人民币2000元的地方,借钱、欠债盖豪华建筑,这就是中国经济新怪象,一窝蜂投资地方建设创造GDP(国内生产毛额),却留下大笔地方债。2011年6月27日,中国国家审计署在各方质疑下,终于公布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竟然高达人民币10万亿7千亿元。

没料到,这还是一个被低估的数字,因为国际信评机构穆迪投资人服务(Moody’s Investors Service)马上提出警告,认为中国国家审计署可能漏报了人民币3万亿5千亿元。

两者合计为14.2万亿的地方债怎么来的?让我们深入中国“白宫”,看中国地方政府把钱花在哪里?这么庞大的债务又带来怎么样的经济效应?

当我们从安徽省会前往阜阳“白宫”时,从宽大的高速公路走进颖泉区时,一个怪异的现象出现了,前往“白宫”一定要跨过一座桥,上头明明写著“危桥危险”,但人车却是照样通行。桥坏了,没钱修,也没钱盖新的;穷到没钱修桥,却花年度预算的一半,仿照美国国会山庄造型盖了区公所。

举债搞建设,镇长得表扬 盖蚊子机场冲GDP,却不修危桥

当地人看到之后误称为“白宫”,于是“阜阳白宫”这个名字不胫而走;至于在这间区公所办公的最高官,也就是台湾说的镇长,大陆称呼的区委书记张治安,则得到了全中国最独特的称呼“白宫书记”。

气派、考究,这座白宫,光是门前的大理石阶经费,就等于当地一个农民工20年的总收入;再把目光往周遭看,低矮的平房、满地的垃圾,想找间公用厕所还不容易,最后在当地农村客运的公车站里,找到了全区唯一的一间公厕。

跟阜阳白宫前随时有人修剪的绿油油草皮相比,这间公厕超乎我的想象,没水、也没人冲洗,髒乱跟臭气让人无法在里头待超过1分钟。这里很穷,60多万的人口才拥有一间公厕以及一座快塌了的桥,但他们却拥有一间豪华的“白宫”。

这是中国经济怪象,政府官员借钱投资建设,冲高当地的GDP(指地方生产总值),制造经济高成长的表象,然后在豪华工程背后贪污,留下大笔烂帐。

张治安当初为了盖白宫,先把旧区政府卖掉,钱还是不够,最后跟当地的建筑商借了人民币600多万元才建成。接著他任内又大举做建设,投资生态园区、商贸园区等等的颖泉五大工程,张治安因此还被表扬,因为他让当地经济成长快速,成了年轻又有为的区委书记。

这就是中国GDP,阜阳白宫就是借钱建设拉高GDP,最后留下大笔的地方债的象征建筑。

再看阜阳市,张治安当区委书记,他的上头长官叫王怀忠,曾当过阜阳市书记,后来还变成了安徽副省长,他能够高升是因为他曾经喊出阜阳创造13%GDP的目标。

王怀忠的方法其实并不稀奇,现在中国各地官员都是这样干,张治安也是跟他学的,就是带头做更大的建设,例如投资人民币三亿多元做阜阳机场,用砸钱方式换来GDP。

但结果就是机场变成蚊子机场,不仅建设留下的债务要还,还有每日营运成本,再加上阜阳市偏远,空中来往的人少,航空公司飞行会赔钱,要他们维持航线,就要补贴航空公司;阜阳有了机场也变成了阜阳市财政的梦魇,每年最少赔进人民币400万元。

再穷也要贪,官员变囚犯 赔上教育,还留下烂债还不了

这些建设背后更可怕的是官员欠债搞建真正的目的是想要贪污,因此拉高GDP可能不是排第一的目标,甚至只是掩护贪污的假象。

2007年,“白宫书记”张治安被举报贪污,利用“白宫”工程向建商索贿,贪污金额超过人民币300多万元,同时又涉嫌卖官收贿;只是,张治安不仅是贪污,还把举报他贪污的人害死在牢里,张治安又犯了另一条罪。

最后这个“白宫书记”被关进牢里,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成了准死刑犯。至于层级更高的王怀忠,投资建设金额更大,贪污更多,连缓刑机会都没有,就被处死刑,成了中国少数被处死的省长级官员。

官员判死刑了,他们留下的建设能带动阜阳的经济吗?在颖泉区,我们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小学,破旧的平房与黄泥巴路;豪华白宫对比破旧的小学。中国传统思想是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但这里的官员却是再穷也不能穷了自己的口袋,再穷也要欠债盖豪华办公楼来贪污,却不愿投资当地的教育建设。在台湾或是世界其它国家,都认为教育是脱贫的方法之一,但在安徽的北边乡下,我却看到了这里空有GDP数字,却没有好的教育,农民想翻身就更难了。

农民翻不了身,颖泉能拥有恐怕就是好看无用的豪华区公所及还不了的地方债。

中国当官这条路,一任官3年、5年,建设最容易看到成绩,谁愿意投资教育10年甚至20年?2008年中国政府又拨了人民币4万亿元救经济,谁不想搞大建设、争取经费与表现?

新的“白宫”正要盖……敢举债就能翻身,邻近穷县也效法

从安徽北边再往南看,一个跟阜阳一样穷的地方,安徽安庆市的望江县,一个一年全县收入减掉支出,只剩下人民币20万元的穷县,在安徽全省61个县中排名第49位,现在却正在花人民币近7七千万元盖县政府,要举债盖新的“白宫”。

安庆很穷,这里的县政府却比颖泉更大气,占地面积128亩,相当于10万平米,整个建筑物面积3万多平米。穷县的政府大楼,是美国总统府的8倍半,这堪称的中国式经济奇迹。因为现在的安庆,在安徽各省市的GDP成长率排名经常挤进前3名,又证明了敢举债,也能让穷地方变成经济模范生。

再看全中国,从内蒙、东北、山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到广东广西,到处都有贫困县举债盖豪华政府大楼,或是砸大钱盖蚊子馆,例如在沈阳市,一栋26层楼的政府大楼,里头只有36个人办公。

有钱的省分,杭州、济南市的政府大楼建价都超过新台币200亿元,合肥政府或是深圳政府大楼建价都超过新台币100亿元。

人民币4万亿元救经济,推动建设、创造内需,造成一个奇特的结果是中国“处处有宫殿、乡镇有白宫”的怪象,以及庞大的地方债。

当我们在合肥往阜阳的高速公路上,惊叹合肥东西南北方向各建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安徽全省,而且全部双向4线道,速度上限120公里,比台湾二高快了10公里,中国高速公路不仅建得比台湾快与多,连速度也要比台湾快。

求快、求多、求大,让中国经济提速,但来回500多公里,空荡的高速公路最多5辆车,高速公路多却没人用,中国该回头看看,拼命往前跑,拼到高速公路、高铁都是世界第一,却忘了人民赶不上来,还留下庞大地方债务要全中国人民扛。

(二)有钱花不完,荒漠盖大楼

中国全国平均房价5年涨76.7%,在沙漠中创造经济奇迹的鄂尔多斯,房价却涨了4、5倍以上;全世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城市,像它靠不断盖房子翻滚经济,还有家家买三辆世界名车的暴发户心态。这城市是中国经济暴发的缩影,充满海市蜃楼般的虚空。

要见证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不是上海外滩的十里洋场,也不是深圳的摩天大楼,而是要到内蒙古的沙漠。

2011年7月19日,商周团队抵达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这里是全中国人均所得最高的地方,人均GDP(国内生产毛额)近两万美元,早已超越台湾,下一步就是超越香港与新加坡,成为华人世界最富有的地方。

这个城市往来的班机,不管是从东、从西,还是从南飞来的,全部班班客满,于是4年前才刚启用的新机场已不够用,现在鄂尔多斯又正在建设一个新机场。

2010年美国《时代》(Time)杂志报导,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是中国鬼城,盖了一大片空房子没人住。当我们抵达时,康巴什不同了,空房子变成商店、居民住进了社区、图书馆也不再空空荡荡。

只是,鬼城不再是鬼城,不是因为鄂尔多斯人口变多了、也不是沿海的人搬到了黄土高原,而是鄂尔多斯不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大肆扩张,大楼、房子一路再从康巴什盖到旁边的伊金霍洛旗。

他们拆了牧民的房子盖新大楼,把未来的城市人口移到新区,在沙漠中盖了了巨大城市,不仅炒高了房价,还把未来20年的房子都盖好了。

日本的趋势大师大前研一说,中国有8千万套空房,很多人手上有两、三套房,支付的房价已经达到年收入的80倍,这在各国经济史上没有先例,因此中国房地产泡沫快破了。

沙漠子民挖煤炭翻身 房产超当地户数20倍

鄂尔多斯的特色,正是大前研一口中泡沫的代表性城市。

不到鄂尔多斯不知道,原来中国的钱早已多得无处放:鄂尔多斯盖好与正在盖的房子,分给鄂尔多斯人,每户平均可以分到20套;每户家庭最少3辆车;贷款利息高达60%。在鄂尔多斯,我们看到了中国内需经济的狂热,有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规模与狂热早已经超越世界趋势大师的想象以及全球的经济史。

鄂尔多斯为什么这么富有?从我们抵达鄂尔多斯,由内蒙往北京等沿海城市的高速公路已经开始塞车了,等到了我们离开时,高速公路竟然塞了超过100公里。

从内蒙往北京的路上都是荒漠,人口稀少的地方为何大塞车?原来是中国对煤炭的渴求多到让煤车一辆辆不停的从内蒙往沿海开,数量多到一辆接一辆变成长龙,一遇到堵车,就排起了长达100多公里、30小时一动也不动的队伍,相当于从台北市一路排到了新竹市。

中国煤炭主要产地就是鄂尔多斯,中国的工厂开工、百货大卖场、餐厅开门营业都需要电,当中国这个全球经济成长速度最快的火车头,不断地往前冲时,燃料就是由鄂尔多斯提供,让它赚进了大把的财富。

2004年之前,鄂尔多斯这个高原城市,是个落后贫穷的地方,城市在两个沙漠中间,土壤贫瘠,除了养羊外,连农作物也种不出来。更惨的是,这里虽然把土扒开就有煤炭,但当时煤炭价格太差,挖出来的煤矿是卖1吨赔1吨。

整个城市最值钱的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塚跟观光用途的沙漠。鄂尔多斯市中心的城区叫东胜区,原来只是一个人口不到30万的城市,当时到鄂尔多斯发展的台商广闻经纪董事长藤文宇说,所谓的市区也就是黄土堆上一些房子。

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给了鄂尔多斯翻身的机会,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成了中国的超级暴发户。尤其是,当本身是煤炭生产大国兼出口大国的中国,还要从印尼、澳洲等地大量进口煤炭,逆转成为煤炭进口大国时。煤价与需求开始三级跳。

在鄂尔多斯有一个传奇故事,一个台湾人回鄂尔多斯探亲,在2004年借给自己的侄子人民币50元去挖煤矿,没料到,有一天侄子竟然拿了人民币500万元要还给这位台湾人,藤文宇说,鄂尔多斯就是这样,短短几年,报酬率超过10倍的例子比比皆是。

鄂尔多斯富有了,我们在百货公司卖场上也开了眼界。鄂尔多斯知名羊绒衫一件要人民币6000多元,折合起来比一款LV Speedy帆布包还贵,但鄂尔多斯人买起来像买青菜一样轻松。鄂尔多斯不仅有煤、有羊绒,还拥有了天然气与稀土,加起来是“羊煤土气”四大资源,鄂尔多斯人给他取了个谐音叫扬眉吐气。

取这样的谐音,是因为鄂尔多斯人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了,他们个性是锦衣不夜行,就怕全中国不知道他们有钱。

我在鄂尔多斯看到不仅是经济奇景,应该说是疯狂的财富、满街的名车,鄂尔多斯整个城市只有两千多辆出租车,但光是俗称路虎的Land Rover的豪华越野车就有5000辆。

在台湾,路虎最有名车主是广达董事长林百里,是台湾科技富豪。但在鄂尔多斯,随处可见林百里等级的富豪。这里一户人家最少3辆车,男主人爱开路虎,女主人则爱开奔驰、BMW,儿子或女儿开跑车或是奥迪、美洲豹。藤文宇说,台湾很少见的宾利,在鄂尔多斯是女主人上街买菜的买菜车。

开好车全中国到处都有,但怎样让别人知道有钱,那就是有好车还要有好号,甚至连999或是888都不足以显示他们的财富。他们开BMW750最好就要配750车号LEXUS570就要配570车号,因此,在这里不仅是看到奔驰600,而是看到车号600的奔驰600。

做利滚利暴富生意 钱用60%利率借出去再投入房市

在这里,从煤炭赚到的钱,只有两种出路,一是投入高利贷市场,二是买地买房炒楼。我在鄂尔多斯处处可看到小额贷款的公司,这里流行地下金融,煤老板把钱用年息达到60%借出去。

钱借出去了,能投资的就是房地产市场,于是炒楼、炒房与炒店铺,黄土堆的土房子变大楼,赚到钱后又放高利再投入房地产市场,一手接著一手,高利滚动了鄂尔多斯的暴富经济。

而暴富也反映在夸张的地方建设上。我站在鄂尔多斯市政府前,光是广场就长2.4里、宽500米,市政府大楼就三栋大建筑;此外每个独立单位也都有大楼,例如政府卫生局,也有栋10层高大楼。

这里住不到3万人,却有一个新闻大楼,有9层高,总建筑面积4.4万多平方米,提供给鄂尔多斯电视台与《鄂尔多斯日报》共享。其中鄂尔多斯电视台总编制101人,如果一半大楼属于电视台,换算下来平均1人可使用200多平米。

在台湾恐怕不太容易找到上市公司董事长办公室有200平米大的,更何况是员工。

在这里,房子多、名车多,但城市相对匮乏,走在康巴什,你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商业店铺除了超市就是烟酒专卖店,此外几乎什么没有。

盖的房子几代都住不完 连饭馆都很少,还拼命扩张城区

连一般吃饭的饭馆都很少,买一件衣服要跑20多公里回旧东胜城区,连最热闹的旧城区,只有一家肯德基。

庞大资金与投资,仍不断投入房地产,把子孙后代多少代的房子都盖好了,现在鄂尔多斯每年最少开发1500万平方米的房子。

我们遇到了内蒙古宏浩置业总经理陈浩楠,他告诉我们,现在的鄂尔多斯房地产总量太多了,要靠外来人口来投资,才能满足房地产供应量。

但房价从新台币每平米6千到2万,涨到每平米4万到9万元;在上岛咖啡喝一杯咖啡加早餐,人民币80元,物价不比北京、上海便宜。从成本或市场规模考量,鄂尔多斯都不是个投资的理想地方。

利滚利的经济,总有跑不动的时候,今年鄂尔多斯出现了人民币3亿5千万元的高利贷坏帐风波,也是继2009年,石小非法吸收人民币7亿元的高利贷倒闭之后的第二大事件。

鄂尔多斯的发展经验是要告诉我们,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不只是幻影,已经实实在在盖起高楼;还是这些高楼最终在钱滚钱遊戏中,最终会有算总帐的一天?

(三)中国会硬着陆吗?带血的GDP酝酿2013年风暴

温州动车追撞,意外戳破中国追求跨越式成长、不顾质量的真相,国际上也怀疑政府掌稳方向盘的能力。

猪肉、高铁、出租车,这将是压垮中国的重大事件簿。

出租车风云──2011年8月1日,杭州出现连续多日的出租车罢工事件,全市8千辆出租车超过一半以上停止营运,如有不支持罢工迳行开业载客的司机,还会被同行拖下车来毒打一顿. 一名司机忿怒的说: “今天看到有人载客的车, 看一辆砸一辆。”

一张张照片通过微博、手机、网络即时传出来, 现场的愤怒迅速流传开来。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记者现场观察,在这样山明水秀、温文儒雅的城市里,会酝酿出激烈的罢工,显示是被逼急了。归纳原因:油价涨,跳表费不涨;物价涨,工资不涨。这把火马上蔓延到浙江、河北各省市,地方政府对此严阵以待。

猪肉风暴──2011年8月初,公布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6.5%,再创下39个月来的新高。其中,猪肉价格更是元凶,2005年,1斤人民币8元的猪肉,如今飙涨到1斤人民币25元,对于市井小民来说,更是怒气随时准备爆发。

高铁出轨──2011年7月23日,动车组时速200公里的追撞,至7月28日,已公布40人丧命, 中国温州动车事故引爆老百姓怒火,三节车厢的坠毁,不仅打破中国跨越式经济成长的骄傲,失速的列车似乎成为中国丧失过往控制能力的象征。

经济计划全乱了谱!房价、物价压不住,指标亮红灯

失控,正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最大的危机。

以往,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国家五年一个区段的经济规划,所有经济指标,不管物价、房价、国内生产毛额(GDP)……,几乎都准确落在政府设定的区间,如今,情况完全失控。

从2005年以来每年必定宣示严厉打压房价,结果全国房价5年平均涨了超过7成。物价,更是早就脱离安全区域年增率4.5%的区间。如今,在通货膨胀、紧缩资金,以及欧美景气显著复苏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最后还能掌控的GDP也将面临失守。

大师纷纷表示不看好中国!鲁比尼忧GDP年增率降到6%以下

温州动车意外之后3天, 曾经成功预言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新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站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讲台上,对著听众重申,“中国成长模式不可能持续,2013年有硬着陆危险。”

金融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在6月14日接受彭博社( Bloomberg)采访时,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中国已经错失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机会,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鲁比尼表示,所谓“硬着陆”,就是GDP年增率将降到6%以下。而这个数字,是中国连续高速成长20年来,不曾见到的数字。

失控始于金融海啸!砸钱救市,掀全国GDP竞赛

为何会有这样的推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失速列车的起点,是3年前的全球金融海啸。

2008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深渊,中国政府为避免经济成长动能随欧美出口市场冰封坠地,决心砸下人民币4万亿元,大举进行公共投资。这是一笔等同于台湾100年岁入总预算新台币1万亿6千3百亿元,超过10倍以上的大钱。

当中国宣示救经济之后,从地方到中央,所有单位都开始了一场GDP成长竞赛。

以中国铁道部为例,原本金融海啸之前,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规划目标是10万公里,海啸之后,目标立刻上调为12万公里。一下子目标跳跃,怎么做到?

第一步就是砸钱。2005年中国花在铁路建设的钱不过人民币880亿元,2010年当年预算暴增为人民币7074亿元。近5年,中国铁路建设投资金额以年平均复合成长率50%速度增加。钱从哪里里来?借贷或发债。中国铁道目前总债务超过人民币2万亿元。

第二步,就是不顾质量的“跨越”。温州动车事故前三个星期,连结北京的京沪高铁刚刚通车,这条高铁全长1318公里,拥有媲美全球先进系统的350公里时速。然而,令人瞩目的是,它摒弃欧美、日本既有的高铁系统,完全采取中国“自有技术”兴建,原本预计5年的兴建期更是缩短到3年2个月,为赶通车,原本德国西门子专家预期至少要训练三个月的司机员,则只训练了10天。

“铁道部出轨之痛撞出了中国发展拐点(转折点),” 最新一期出版的《亚洲周刊》写道。 所谓的中国拐点,意味中国即将面临减速,甚至崩溃的威胁。

“我们不要带血的GDP!”温州动车意外之后,中国民众为了高经济成长,忍受强征强拆、忍受经济资源错置的忿怒,在微博数以万计的消息上涌现。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隐忧:巨额地方债、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则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政府借钱乱炒房!债务黑洞,两年后恐变坏帐

《商业周刊》两组采访团队分别走到中国最偏远的穷乡、最富有的内蒙县城,以及国民收入最高的北京、上海都会区,检视看多与看空中国经济两派学者们的争论,却不得不承认,中国因为推动高速经济成长,已经累积成巨大经济泡沫风险。

鄂尔多斯是中国泡沫经济缩影。这个以挖矿致富的地方炒房,导致已建和在建房达到每户20套,明显供过于求。而中国炒房,背后最大的金主经常是地方政府。地方为了推动经济成长,透过成立“地方融资平台”借款,以炒高的房地产偿还本金与利息。

地方债的金额到底有多少?中国官方自己的数字都不见得统一。但根据中国审计署7月的数字,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余额为人民币10万亿7千亿元,超过中国当年全年财政收入。

然而,官方债务可怕之处并不是在绝对金额多寡,而是已投入资金产生的收益能否支付本息,还是最终成为财政黑洞。

中国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他的财经节目指出,中国债与美国债有本质上的不同,如今市场恐惧美国债信评等调降,但美国政府借钱买的是花旗银行、高盛这些有企业竞争力的股票,最终它会产生收益回到美国政府口袋,但中国政府花出去的钱,很高比率注定成为坏帐。

事实上,依据中国审计署的调查,花在公益与基础建设上的投资,约1/4没有任何收益。

商周记者6、7月在中国采访,西部8线道的高速公路长达7小时的旅程,周边仅一部邻车;而号称连结沿海精华区的京沪高铁,从北京到上海的中途,有两小时整个车厢除了记者外, 没有其它乘客,实情与官方网站公布的高搭载率截然不同。

以中国社会趋势观察为内容的《新世纪周刊》杂志报导,负责陕西高速公路计划的云南省鲍路有限公司,2011年4月向债权银行发函,无力支付人民币千亿元借款,所以“只付息不还本。”云南省鲍路有限公司背后就是地方政府;而中央清查的结果, 全国只有54个县级政府没有借钱。

2013年,地方债务有一半到了偿还高峰,但过去中国地方政府靠炒房地产还钱,在房价已炒成泡沫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还不起钱,最后就是由中国全民来埋单。

2011年6月28日,信评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表示,中国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内地银行将增加不良贷款6个百分点,新增2万亿5千万元的地方坏帐;穆迪(Moody’s)也表示,中国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率,将会由1%升到5%。

没有人否认,中国债务的洞很大,然而,看空与看多的经济学家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地方债洞大到中国埋不起单,后者认为,中国有钱,坏帐金额在掌握之中。

但令人担心的,正是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还一如既往吗?过去中国政府推出政策目标,几乎没有失手过。但今年,却看出政策工具效果不彰。

百姓快活不下去!打通膨白喊,消费力不升反降

首先是房地产市场,为调控过热经济,抑制通膨,中国去年以来陆续祭出“新国十条”等严厉打房措施,但主要城市房价纹风不动,据记者第一线查访,北京三环内每平方米价格仍站稳人民币3万元以上高价,精华区崇文门市场甚至出现新地王。

而中国主要都会区的房价与民众的收入比,甚至比伦敦、纽约还高。

中国将今年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设定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增加4%,但2011年7月,CPI却升到了605%,达到39个月新高。高涨的房价,以及浮滥的货币,都被视为通膨的元凶。

如今,走进任何城市的超市生鲜区,买一块猪肉的价格都让人吓一跳。中国猪价在今年创下史上新高,零售价大约新台币112元,然而,在上海或是北京,底层的农工月薪不过人民币1000多到2000元,吃1斤的猪肉就要花掉1/40薪水。食物价格飙升,已然悄悄成为百姓生活的压力。

为了调整GDP成长体质,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以内需消费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动能。这表示,内需占GDP比重要从现在35%提高到50%,然而,5年之间,消费占GDP比重不升反降,如今,通膨更进一步抑制了民众消费意愿。

然而,所有建议中国稳定经济的手段,对中国都是两难:对房市打得太过,地方融资平台就会崩盘;但打得太轻,通膨又下不来。为收热钱升利率,就连动汇率,连带影响出口,更会吸引国际热钱,但如果收得太慢,过热的通膨也就没有解方。

全球经济骨牌倒下?欧美日三大引擎熄火,怕中国也垮

未来的中国,最好的剧本是GDP进入7%,中度成长;最坏的剧本是经济成长率降到6%以下,变成硬着陆。

这两套剧本,分别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一份名为“中国多米诺骨牌已然倒塌”(The China Domino has Fallen)的报告,描述了中国通膨将如何引发全球经济骨牌效应:

第一张骨牌,中国经济由出口转内需,但因供给无法马上增加,所以引发国内通膨,这已经发生;第镀磁骨牌,中国出口通膨,由于对于原物料的需求推升了全球价格,这个景象将持续到2012年;第三张骨牌,中国内需震撼,如果中国转型内需成功,全球经济将进入重新平衡,供给可能跟不上新创造的庞大需求。

国际货币基金(IMF)在2011年7月出版名为“中国溢出效应”(China Spillover)的报告,评估中国过热的经济如果没有控制好,马上会引发全球原物料进一步的涨风,但是,如果一下子经济降温过度,将冲击中国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包括现在G20中最主要的成员国。

为什么中国拐点会引起全球关注?众所皆知,目前支撑全世界经济荣景的就是四个主要引擎;如今,欧债像失火般在欧洲大陆蔓延,火苗一直都没扑灭;美国刚度过举债上限调高的危机,元气大伤,起码要两、三年休养;日本在经历海啸之后,产生跨入第三个失落十年的疑虑。

四大引擎,有三个熄火,如果再加上中国硬着陆,将是全世界不可忽视的经济大灾难。一旦中国硬着陆,新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预言,全球在2013年遇到“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就可能成真。

然而,中国全力避免经济硬着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黄祸》作者王力雄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指出,他对经济降温的忧心在于,“以前靠钱摆平的问题,(经济)减速之后,政府的钱紧了,社会矛盾却在同一时间爆发,政府的控制力量一旦分散,就会控制不住。”“专制的特点是,关掉了所有的出气阀,内部压力却不断增高……。”

根据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国10%的富人掌握社会80%财富;但是,剩下9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对于已经富起来的人,却有强烈的仇视,认为这些人不是靠贪污,就是搞关系赚来。在财富差距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愤怒也在累积。

高成长是利是弊?四百万蚁族,仅1%能翻身

在夏季高温中,我们分别探访北京小月河、上海南站石龙村。这两个地方被称为“蚁族”聚集处代表。来自全中国,拥有大学文凭的社会底层年轻人,从经济不发达的城镇农村、涌进都会区找工作,初期只能在都市边缘蜗居,因为没有人脉,进不去国营企业,往往只能在民营中小企业找个活,月领人民币一、两千元薪水,但租个床位就要人民币几百元,面临高通膨,像只蚂蚁般辛苦的活著。

然而,中国经济调控造成国进民退,民间释出的工作机会减少,使得这群人的处境更为艰难。

《蚁族》作者廉思估计,全中国蚁族人数近三、四百万人,但他们跻身为中产阶级的机会,“只有1%。”“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蚁族,”廉思说。

如果中国经济硬着陆,引发更多的失业,那会怎么样?

就是如此强烈的社会不安,使得中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遇到严重阻碍。

“中国人有人民币14万亿元储蓄,让他们花钱就有内需产业!”这是许多人对于中国内需商机的想象。然而,研究中国贫富问题的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却指出,“人民币10万亿也许确实是一个让人看了就吃惊的数字,但平均到13亿人头上,也不过每人1万元多一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

更何况,如果仔细算,80%城乡居民储蓄由20%的人拥有。也就是说,10亿4千万人拥有人民币2万亿8千亿元存款,人均不到人民币2700元。绝大多数人面对的是一个收入成长不多,但物价飞涨的环境,高经济成长究竟对他们是利是弊?

而中国的债务黑洞、高居不下的通膨、益加严重的贫富差距,经济问题如今已转化为社会质变压力,就像失灵的标志,正闪烁著灯号,预告失速撞车的危险,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转型关键。中国如果失速,全球就会失火,四大引擎还能不能动起来,中国将是未来两年最大的变量。(撰文:李郁怡,《商業周刊》)

【小资料】荒谬失业率,近1年都4.1%

美国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说过:“ 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巨大的谎言和统计数据(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lies- lies, damn lies, and statistics)”,这样的描述很适合用来描写中国经济数据时最大的感触!

其中最令人傻眼的数据,就属中国失业率4.1%,近一年来都保持在此一纪录,完全不受中国近期官方打压房价、收缩银根、出口衰退或工资上扬等冲击;而总数高达1亿5000万人的农民工就业情况,也不在这份统计数据的考量中。

另一滑稽例子则是总和。2010年中国31个省市区GDP相加总和为人民币43万亿2700亿元,照理应跟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总额相当,但实际上2010年据国家统计局数字,中国GDP仅39万亿7900亿元,相差近8.8%,在中国一加一会大于二的。

中国官方版最新消费物价指数年增率6.5%,对比中国目前GDP年成长率9.5%,似乎物价没有伤害到经济成长,但2011年初的大宗物资“黄小玉”、“糖高宗”大涨行情,带来民间抱怨苦水似乎成反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曾在媒体上指出这些荒谬不是人为疏失,不能简单的归因于统计误差,或者局部地方的现象,而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但或许他忘了在中国,重要的不是数字正确,而是政治正确,Anything is Possible!

硬着陆4大警讯连环爆……

  危险讯号1
  过度投资,刹不住车
  数据1:扩大投资救经济,投资占GDP比率突破40%
  数据2:地方债13年增36倍,去年冲破人民币10万亿元
  数据3:基础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占GDP的7成,世界最高

  危险讯号2
  通膨房价失控,消费更苦
  数据1:过去5年房价涨幅76.71%,亚洲最高
  数据2:7月CPI年增率6.5%,创39个月新高
  数据3:民众实质购买力年增率下滑,今年第1季11.3%,近4年新低

  危险讯号3
  收银根打通膨,企业倒闭
  数据1:回收市场游资,存准率调至21.5%,创历史新高
  数据2:民企爆发倒闭潮,信评机构惠誉估坏帐恐上升到贷款总额的30%

  危险讯号4
  人民币升值,出口也告急
  数据1:高利率推升人民币,1美元兑人民币6.39创新高
  数据2:出口受挫,2011年6月滙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48.9,是自2010年7月来首次低于50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四)中国模式如何绝处逢生?建立转让权,杜绝豆腐渣建设

不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使资源不断被浪费,中国大量“政绩工程”,正是缺乏“制度资本”引发的现象。

数年前,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另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有一场著名论战。论战主题乃是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林毅夫认为,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是因为开发中国家,只要复制已开发国家技术,就可以带来成长,不用再走过去已开发国家曾走过的错路、弯路。

杨小凯却认为中国是“后发劣势”:正因为开发中国家可以轻易通过模仿带动成长,这些国家往往不思改革根本性的制度,反而丧失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因此成了“劣势”。

劳力优势渐失!狂拼建设换荣景,造成国富民穷

林毅夫和杨小凯的论战,都把像恐龙般庞大得无法用一句话说清楚的中国经济,各自说对了一部分。而基本的论调是,前面30年,中国经济尝到了甜头,但接下来的日子,苦果刚刚才要开始。

而中国现在处于全球关键性的角色,要如何避免走向硬着陆,以及让中国模式落入死路一条的困境?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是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也就是引进先进的技术,使得中国能有效的运用廉价劳力,来创造每年经济成长近9%的亮眼成绩。

然而,随著越来越多劳动力投入运用,这种劳力优势逐渐递减,若一国没有制度改革,以催生市场交易,吸引更多其它资源投入,经济成长就将难以为继,这就会落入杨小凯说的“后发劣势”。

中国从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逐渐转变为杨小凯口中的“后发劣势”了吗?

据高盛(Goldman Sachs)驻香港经济学家乔虹的资料,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实质工资每年成长近12%,有些外资企业开始酝酿移往东南亚。

2011年6月《时代》(Time)杂志报导,一位在中国设厂已22年的美国商人哈布斯(Charles Hubbs)打算外移到柬埔寨,理由是“光过去两年成本就上升50% ,要找到和留住工人更难了,”《时代》因此称“中国廉价劳力时代结束了。”

因此,即使中国“后发优势”尚未消失,也很难再像以往靠著廉价劳力来带动成长,若要追寻中国下一个成长力道,“后发劣势”就会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当局也意识到,劳力优势已不再足恃,因此他们推出各式经济计划,各省、市大兴土木,想透过政府花钱带动经济成长。

但此举后果就是资源越来越集中在政府手上,中国也就越来越“国富民穷”。

根据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家陈志武2011年2月公布的数据,1950年代初期,中国民间消费占国内生产毛额(GDP)比重大约69%,但近年来已下降到35%;反观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从1952年约16%,成长到近年约30%。

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花这么多钱?因为没有制度改革,创造出更有利于市场自由交易的环境,也就是中国没有累积陈志武所说的“制度资本”,因此民间资源无法透过市场交易,用在能创造出最大价值的用途上。

不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限制了民间运用资源,那就只能靠著政府把资源从人民手上拿过来用。然而,政府运用资源有个先天限制,就是“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因此,很容易把资源浪费在从市场看来十分低效率的项目上。

近年来中国各省市政府做了大量的“献礼工程”、“政绩工程”,连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今年七月,都批评这些工程“置安全、生产、质量于不顾”,“成为名副其实的‘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

又缺制度优势!改革产权制,才能活络市场交易

累积“制度资本”,让市场交易更深化,才能避免政府滥用民间资源,让民间把资源使用在最有效率的用途,这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产权”。

产权有保障,每个人才愿意投入他们手上的资源在市场逐利,进而创造出许多机会,经济才会更繁荣。所以,“制度资本”最重要的就是保障产权。

例如,政府随时可用一纸公文,把每个人的房子强制拆掉;或是强盗把一个人的房子烧了,法律也不惩罚强盗,这样谁还肯去买房子呢?房地产市场自然也无从谈起了。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制度演变,是逐渐朝著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走的,不过,对于产权的保障与改革,还只是近几年来的事,因此也出现了一些产权定义不明的现象。

例如,中国有些企业虽然表面上是“民营”,但当初出资者或母公司可能是公有的——像上海浦汤加工出口区,很多都是政府直接经营;又如中国有的学校虽然号称“民办”,但其土地却是当初从政府那里廉价得到的,校长也是上级调派而来的;又如有的“公立医院”其设备及大楼都是政府操办,但该医院又可以按市价向病人收费赚取利润。

因此,这些机构的产权,到底是“公有公办”、“公有民办”、“民有公办”、“民有民办”,也就根本无法划分清楚。

如中国经济学家薛兆丰所说:“中国产权改革的最大困难,是在从‘纯粹公有’向‘部分民有’过渡的过程中,尚未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因此像数年前经济学家郎咸平批评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就出在这种“公私难分”的格局。

除了产权划分不明之外,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对产权的落实不够完整。学界认为“产权”包含了三个重要权利:“使用权”、“收益支配权”与“转让权”。

“使用权”是决定资源的用途,“收益支配权”是有权支配使用资源的收益,“转让权”则是能把资源转卖给别人。

活路只有一条!让自由买卖有赚头,避免抢短心态

若想通过市场交易,让资源转移到能创造最大价值的用途上,落实这三个权利缺一不可。但是目前中国许多资源的实际掌控者,并没有完整的拥有这三个权利。

例如,中国许多控制国有资产的负责人,包括国营企业经营者、拥有土地的官方机构等,手上有“使用权”、“收益支配权”,他们可以决定如何运用这些资源、可以支配创造出来的收益,但是他们却没有“转让权”。

缺乏“转让权”,就会让使用资源的人,不关心这项资源的长远价值,而会把资源的短期价值榨干。

如果你有一片森林,你可以决定怎么使用,也能支配使用后带来的收益,但是,你也可以把这片森林卖掉。这时你就会考虑到它的长远价值,因为如果你现在就把这片森林的价值榨干,别人就不会想买,所以你会好好的照顾森林,才可能卖掉。

但是,若你不能把这片森林卖掉,那么你就根本不会顾虑这片森林的长远价值,对你来说,最有利的使用方式,就是现在把它全部砍光卖钱。反正这片森林不能卖掉,那你何必费心照顾森林?这就是缺乏“转让权”的后果。

因此,中国的“豆腐渣工程”、“用人唯亲”、“贪污浪费”、“环境污染”等,都是因为实际控制资源者,缺乏“转让权”,他们就不会在乎资源的长远价值,而把资源带到只能实现短期利益的用途上。

放大到整个国家、企业、地方政府,大家都在做短期榨干的事,而不去照顾长远利益。当中国经济出现减速或严重拐点,风险就会全部集中在国家这部机器上:国家强了,大家都强,国家垮了,大家也跟着垮。

由历史来看,据经济学家张五常的研究,十九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其实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让已有私人使用权的农地加上了“转让权”,原本附地而生的农民以及武士,大批离开家园涌到城市,农地以价高者得,合并使用,工商业的专业与合并带给社会极大的利益,经济指数就立刻上升,为日本现代化及日后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因此,开发中国家要摆脱“后发劣势”,要从建立资源的“转让权”着手。但“转让权”要能够运作,关键在于讯息充分流通。例如,若传媒只报导国营事业形势一片大好,但亏损严重或官员舞弊,却因政治考量而无法让大众知道,人们误判而买了这些企业的股票,后来发现上当。长此以往,谁还敢去买这些股票呢?

耶鲁大学金融学家陈志武,曾比较一百多国的新闻自由程度和服务业发达程度,结果发现新闻媒体最自由的国家,其服务业也最发达,而新闻媒体最不自由的国家,服务业也最落后。他的结论是“产权保障最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服务业)也最发达,而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不发达。”

总结来说,只有累积这些“制度资本”,创造更有利于市场自由交易的环境,才是逐渐失去劳力优势的“中国模式”,接下来唯一行得通的路。

(五)大陆减速不当,台湾就会翻车

中国大陆前两次经济转型,台湾是最大受惠者,而这次中国大陆拐点,台湾少了昔日优势,接下来的仗怎么打?

中国大陆经济如果出现硬着陆,谁会第一个遭殃?台湾!

台湾对中国大陆贸易依存度全球第一。两岸经贸依存度在过去20年之间快速提高,1990年台湾输往中国大陆的金额占总输出额的比重不过是6.54%,而2011年第一季为29.73%,20年间翻了近4倍。

贸易依赖度全球最高!台商若倒下,金融跟着遭殃

GDP仰赖对中国大陆输出的比重,台湾是全球第一。2010年10月28日出版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曾经过计算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金额占GDP的比重,台湾以14.3%排行第一,第二则是韩国的10.4%,接下来是马来西亚的9.9%。未来10年,中国GDP年成长率势必告别10%高成长,一旦减速不当,可以想象,台湾首当其冲。

然而,涉险部位有多高?一位为政府部门定期提供中国大陆国情分析的单位主管的答案,却是“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一定会有冲击。再者,过去台商无法在中国大陆顺利取得资金时,多半仰赖台湾的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筹资,如果中国大陆经济出现问题,台商经营恶化,资金输血就会带来金融体系连动的风险。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这块骨牌如果倒下,台湾很可能就是连带最先倒下的那一张骨牌。

风险关键时间点推估会出现在2012年,中国十八大接班人事确定的后一年左右。理由是,中国对于经济情势的控制力,可能因为人事布局还没有完全确定而出现失控点。这个时间点与新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等人推测2013年中国经济硬着陆,不谋而合。

比起中国经济减速,更值得台湾注意的是,是中国大陆经济转型让两岸产业的竞合关系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两岸(会)从结盟关系变成竞争关系,”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张荣丰分析。迄今,中国大陆经济有三次重要转折,第一次是1978年到1994年,学习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东亚经济出口驱动成长模式,步入经济开放初期;随之的第二次则是进入出口扩张最快速的经济成长期。台湾厂商在这两个阶段,拥有中国所没有的资本与人才,中国可以提供台商最需要的廉价劳力, 双方是结盟关系。

然而,2000年之后,中国开始长出了市场工资上扬、人力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调,两岸台商开始由结盟关系出现了竞争关系。台商纯代工形态的经营也逐渐失去优势,并开始与中国本地业者在通路与品牌上竞争。

两岸关系将大翻转!由结盟转向竞争,纯代工陷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推出十二五规划,确立扶植在地的内需产业,进入新一阶段的经济转型之后,两岸由结盟进入竞争的态势更为明显。

“过去台商光靠台湾经验就可以,但未来,台商要面临通路、品牌全面的竞争,‘战术’思维必须提升到战略思维,而这两者最大不同,就在于未来布局的能力。”张荣丰表示。

预先看到市场集中风险的企业,主动展开布局。如纺织龙头聚阳实业早在两年前就把中国大陆制造产能减少一半,加重东南亚比重,“(虽然)制造比重会下降,但因中国大陆市场消费需求会增加,因应市场与品牌端需求,我们会接更多中国大陆本土品牌业者的订单”聚阳董事长周理平表示。

而像电机电子等代工业者,则随著产业龙头位移大西部,或更为深入中国地方县市布建生产线,正与新环境展开搏斗。然而,“他们面临的条件和人的素质,都比不上十几二十年前沿海各省,(情势)非常恶劣。”台大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崇兴表示。

台经院第二所副所长吕曜志的担心,则是这些代工业者因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更为沉重的成本与竞争压力,必须更为在地化,进一步引发两岸产业价值链断裂,“厂商的利益与风险,不一定等同于国家的利益与风险,”他认同台湾必须更有战略性思维。

然而,不管是主动或是被迫,在中国大陆的台商都已采取了行动。

相较起来,台湾官方动作缓慢。除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外,台湾与其它国家签订贸易协定的进度“只闻楼梯响”,对于台湾未来如何因应中国大陆经济转型的战略想法,进而因应全球化经贸变化的布局,还属空中楼阁;而台湾产业最大竞争对手韩国,却已经开始从贸易篮子里“分蛋”,签订东协和欧盟等地自由贸易协议。

1997年,台湾希望建立亚太营运中心,政府曾请来策略大师麦克·波特(Michael Porter)为这个愿景诊脉,然而看到台湾希望同时建立制造、金融、运筹、电信与媒体中心,希望扶植产业超过139项的企划书之后,麦克.波特公开在演讲中回应,“你无法复制别人的经济愿景(An economic vision cannot be copied from others)”。

中国大陆经济转型,将会使得台湾经济结构问题浮上台面,可用于改革的时间更为紧迫。在中国大陆即将出现“拐点”的当下,下一波能胜出的,会是已经正视危机、采取行动,系好安全带的企业。

(六)后记:可怕的是人心

2011年7月15日,北京打了一整夜的雷,打乱了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航班,也让我们看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盖了全世界最新、最大的机场,买了全世界最多的飞机,管理能力却仍停留在上个世纪。

那一夜,我们搭晚上10点飞机往鄂尔多斯,换了登机牌、托运了行李,才知道前一个班次,已经从晚上6点多延误3小时。但首都机场播放了一则广播,告诉全世界的旅客,首都机场已经启动了紧急应变措施,这让人很安心,我想中国是大国了,应该有很好的处理方法。

一直到午夜12点,枯等的旅客连一杯水也没有,也得不到任何班机信息,首都机场唯一做的就是一直重复播那则广播。

突然间,广播通知国内线所有班机取消,总数达100多个航班,以每班一百个人算,最少也有一万名旅客受影响。但到了改签柜台才发现,竟然只有3个人处理1万人的问题,所有旅客大排长龙,但负责机场服务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却一杯水也没给旅客。

行李只安排两个转盘放一百多个航班,当然放不下,任由行李掉满地,这就是中国最先进机场的紧急应变措施。

更可怕的是人心 旅客越凶,就越快获得改签

半夜两、三点,彻夜排队发现队伍几乎不动,旅客开始骚动,接著串联跑到国航柜台抗议,甚至还有女士根本不顾形象,穿著裙子爬上柜台嘶吼。越不和谐、越凶,国航马上就当贵宾处理,帮忙改签隔天一早机位,于是一批又一批人越炒越凶,最后国航干脆不处理乖乖排队的人,只处理不和谐的人。

这就难怪中国到处都有骚动,甚至是暴动,因为不这样,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发达的经济搭配不和谐的社会,真实的在眼前上演。只有我们两个台湾人(加上摄影赖建宏),不敢去吵架,当然就没有机会拿到机位,呆呆的罚站到清晨6点才离开。

中国跑太快了,只讲提速,拼命盖高速公路、盖高铁、买飞机队,却忘了社会与人民没有赶上来,于是机场遇到雷雨,旅客就是骚动;空有美丽的城市,却连下水道也没做好,一下雨就淹大水。

更可怕的是,高铁管理还没上轨道,甚至可能连防撞安全装置也没做好,却一口气建了全世界密度最高的高铁。

大建设、大发展,让官员、富人越来越有钱,穷人、农民工被放弃丢在后面,中国速成式经济奇迹,到了必须停下来思考的时候;只让一部分富起来,却不等人民,让后面一大部分的人永远富不起来,这样的经济就像盖在沙漠的海市蜃楼,最后恐怕来去一场空。(撰文:吕国祯,《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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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社会+人文,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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