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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音]叶檀:三大折价逼出移民潮

知名财经评论员 叶檀

财新传媒10月10日举办“公权力与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利保护”研讨会,著名律师陈有西指出,财产与人身安全的不确定性,使很多民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

该论点可以得到另一份研究报告的佐证。今年4月,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了《2011私人财富报告》,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超高净值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移民潮汹涌的三大主要理由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占58%的比例,保障财富安全占比43%,为未来养老做准备为32%,其他分别为方便海外投资业务发展(占比16%)、便于国外旅游(7%)、可以多生子女与税率较低(各占6%)。倒推回去,说明中国的高净值人士不满意国内教育环境、担心财产不安全、担心未来无法养老———中国移民潮反映了中国三大制度性折价。

教育折价是僵化教育体制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基础教育国内尚存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希望,在高等教育领域满盘尽墨,中国高校成为行政体制、关系寻租的顽固堡垒———行政意志凌驾于教育规律之上,教授让位于校长、院长、处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院士评选、国家项目遴选成为关系圈与公关能力的较量。中国一流的研究人员如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北大饶毅在院士评选第一轮就被刷下,中国发现治疗抗疟药物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屠呦呦,日前被美国授予仅次于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奖,同样因人际纠纷与院士绝缘。

希望发挥子女天性、希望在未来竞争中获取一席之地的家长们,最好的办法是将子女送到欧美等国进行深造,工作数年后被光荣引进回国。我们需要能结合东西方文化之长的精英,悲哀的是,目前的教育土壤无法培育出这样的精英,只能通过中国粗加工、国外深造而后引进的方式,制造符合现代管理理念、符合市场要义的人才。

财产不安全是中国富裕阶层头顶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中国产权体制匮乏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典投射。中国的富裕阶层或者无法洗刷转型时期的原罪,同时被历史上革财富之命的心理暗示所震慑,担心中国无法形成现代的产权体制,纷纷出国。

不仅企业主,包括官员在内的隐性高净值人群,以制度漏洞作为寻租来源的体制内人士,一旦获得财富,同样感受到制度折价对财富的损耗,中国官场特有的配偶携子女移民、一人当官的“裸官现象”蔚为大观。以至于政府不得不专门出台相关政策加以规范。201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连既得利益者、连寻租者都不相信制度的保障力量,借助于移民实现财富保全,财产制度弊端尽现于此。

一个个案例让财富拥有者惶惶不可终日。山西驱逐炒煤团,一些企业家以“参与黑社会”为名,旗下财产被公安机关非法没收,河南老板杨金德遭遇刑讯逼供。甚至委内瑞拉等国采用黄金矿业国有化,都让中国企业主兔死狐悲。官员自杀成风,10月6日下午,绍兴市计生委主任叶锦茹因“抑郁”跳楼自杀,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杀。2010年官员自杀事件更是不断,公开报道的起码有8起以上。缺乏独立而公正的法律必然让所有人缺乏安全感,普通人可以“躲猫猫”而死,官员也可以“抑郁”而亡。

养老折价举世皆同,在基本养老体制不发达国家,普通人养老忧患更甚于高净值人群。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在发达国家养老可以保持体面生活,可以享受清洁的水与空气,可以少吃含化工品的食物。这是所谓的自然环境溢价。

国外有教育溢价、物权制度溢价与环境溢价,中国则对应有三大折价,折价越多,国人移民的心情也就越迫切。中国存在工作机会溢价,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移民以国外身份在国内揾钱,坐拥工作机会与制度保障双重红利。拥有庞大的市场,无数的工作机会,却无法形成完善的保障体制,公平的发展机会,无法形成智慧、文化与财富的传承,是一个民族的悲哀,独立的法律与公平的市场从未能内化为基本制度。

从上世纪60年代关闭国门到国门初开,中国曾有三拨移民潮。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有两拨移民潮,现在处于第三拨高峰期。

第一拨移民潮是人身不安全与饥荒倒逼的结果,人们陷于运动的恐惧中无法自拔,可以视为对既往体制的拒绝;第二拨移民潮是对西方高等教育、工作机会追逐的结果;第三拨移民潮是在认可国内工作机会的前提下,追逐财富安全、体面生活的结果。当然,移民国外未必有尊严,却有思想、迁徙等各方面的自由。

移民并不可怕,我国台湾地区发展时同样经历过移民潮,当台湾富裕后很多人回乡奋斗,印度、韩国移民潮不在中国之下,对社会发展没有造成根本损伤。留学、到国外无需恐惧,让人恐惧的是绝大多数人的集体移民倾向,是精英阶层的集体大逃亡,是裸官现象的蔓延,是背后所折射出的财富与制度的巨大裂痕。

每个理智、热情的人,都会为国家、为文化感到骄傲,都会为后代的生存环境改善而奋斗,当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超过半数的高收入者只能在他国身份保护下捍卫自身的安全感时,只能说明,基本制度缺失已经动摇了学术自由、财富公平、物权独立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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