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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真相和觀念

by 路林漢

我先问一个问题:假设统一和民主是矛盾的,我们是要统一还是要民主?当然了,在我看来这两者根本不矛盾,姑且这么假设吧。

多数中国人会回答:什么都没有统一重要。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在中国呆得久了,我发现很多问题你根本不需要讲道理,因为你的说话对象就没那个智商听懂你在说什么。只要摆出一两件事情,就可以轻易把人们既定的观念推翻。就好象统一和民主的问题,日本投降后,GCD占据北方一隅,国民党认为GCD应该解散武装力量,双方首先得统一,“不统一则无法谈民主”。GCD则反驳说,没有民主,要统一又有何用?然后《新华日报》就发了一堆文章,抨击国民党是如何颠倒黑白,污蔑民主,我一看,我靠,跟民主派今天的说法何其相似啊,想不到GCD当年也是民主斗士吗!但是最后GCD夺了天下,又没给我们民主。60年过去,情况还倒过来了,GCD高喊统一,台湾高喊民主,何其可笑?

再举一个例子,台湾可不可以、应不应该独立?其实独立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吗,我可以讲一堆大道理,举一些外国的例子,像什么东帝汶啊,新加坡啊,斯洛伐克啊,南苏丹啊,美国独立以前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呢,不过还是下面一件事情说起来更有意思。苏联当年帮GCD武装了百万大军,作为回报GCD签定了中苏友好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对此,郭沫若1950年在《日人民报》上发表文章:“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中国人民应该有“让外蒙独立的气度”。人民日报日暴人民,那可是党的代言人,可今天把同样的标准再套到台湾问题上,GCD又不答应了。而且CCTV也明确表示了——台湾人民生活得不幸福。这里他们又玩弄了一个双重标准,CCTV4报导说台湾物价上涨4.5%,百姓大叫“活不了了”,CCTV1报导说大陆物价上涨6.6%,百姓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再比如说,如果美国发兵攻打中国,推翻GCD的统治,像在伊拉克那样建立一个新民主政权,大家愿不愿意?大多数人肯定是反对美国来干涉我们的内政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看,这下我又有理论依据了,中国的地当然要让美国来占了,否则我不是变成爱GCD的国了吗?你们有谁爱GCD的国?那就让美国来占吗,可惜美国又不来,这么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这么便宜的产品,这么好的垃圾处理场,每年还有大批贪官来刺激美国经济,岂能自断财源?

结果搞了半天,中国人今天不能做的事情,曾几何时都做得那么心安理得,那我们的是非标准究竟是什么?有人说,那些是GCD的政党利益,我们讨厌GCD,他们做过的事情不代表是对的,我们照样支持统一,照样觉得台湾应该回归,照样觉得中国的内政不容美国干涉。那么,我请那些认为台湾必须回归的人扪心自问,既然你们这么在乎国家的统一,是否该给外蒙古相同的待遇?为什么你们的眼光只盯着台湾和钓鱼岛,却从来没有关心过外蒙古、藏南、南沙、长白山、白龙尾岛和图龙江以北的大片富饶土地?假如你们生活在50年代,是否又敢保证自己不会把蒙古独立看成是心安理得的事情,你们有谁敢说,没受自己鄙视的GCD所灌输的观念影响?

生活在中国的人,一定会打上中国的烙印。刘宾雁曾这么说过: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话是说给民运分子们听的,是说给那些最能认清毛泽东本质的人听的。中国人的是非标准究竟是什么?我的标题是个问号,所以我还是负责举例,把答案留给大家自己去想吧。

中国人讨厌日本人,理由是他们很不厚道,给我们造成了深痛的灾难,可一没道歉,二没赔偿,三还篡改历史教科书,小日本这个民族,非常的下贱。如果要讲道理的话,第一日本道歉了,第二赔偿是我们自己不要的,日本也变相补偿了,第三日本只有0.38%的历史书是右翼编的,而且他们也并没有怎么捏造历史。但更打击人的事实是,79年中越战争,解放军同样在丛林里施行了三光政策,80年代的中国军队和40年代的日本军队,几乎没有分别。我们中国人民是否曾反省过自己侵略越南的罪行呢?事实是,没有人当一回事,你们谁看完这段文字心里感到内疚了,麻烦举一下手。而且我们深信是越南首先侵犯了我们——就像金日成声称是韩国首先侵犯了他们一样。既然我们自己犯了也没有反省,凭什么要求日本人反省呢?日本人反省的力度,是不是比我们更强呢?越南同样指责中国一没道歉、二没赔偿、三还篡改历史教科书,我们中国人有当过一回事吗?

同样的判断标准,放到几十年前适用,放到几十年后却是罪恶滔天;对别人适用,对自己却并不适用。标准究竟是什么?

有趣的是党国奉为圣典、领导人天天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判断标准的万能诡辩法。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只要西瓜不要芝麻,我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如果我只要芝麻不要西瓜,这是量变产生质变;如果我又要西瓜又要芝麻,这是用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如果我不要芝麻不要西瓜,那是对旧事物的否定,一切新事物的诞生伴随着旧事物的消亡……文革就是对旧事物的彻底否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叫量变产生质变,看看,是不是都能套得进去?

一件事总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每件事我们都可以找出安慰自己的理由。拿国外说事吧:黑奴制是野蛮落后反人类的,这没错吧?但是从辨证的观点来看,黑奴制大大提高了美国南部的生产力。可以这么说吗?要是在美国,肯定不行。现在你想想,如果黑奴制曾是GCD的一个手笔,那会怎么样?我们绝对可以这么说,也绝对会这么说。一件事总体偏好还是总体偏坏,端看你用什么标准去判断,而辨证法恰好就没有这个标准。所谓“没有标准”就是说,我可以随时按自己的喜好设置标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有这个设置标准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GCD拥有设置标准的绝对权力。在网络辩论中,由于双方都没有权力去限定别人的标准,所以永远也吵不出结果,表面上是具体观点的摩擦,其实是总体观念的碰撞。

辨证法并不是马克思创造的,甚至跟他压根就没什么关系,不过马克思本人同样没有固定的标准,他的理论一直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而且是向越来越糟的方向变化。在一开始,马克思认同完全的新闻自由,认为“审查制度一无是处,却比人还威风”;再往后,他又认为资产阶级的言论阻碍了人类思想的进步,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修正为“工人阶级的新闻自由”。当他的言论受到限制时,他便赞同完全的新闻自由,当他觉得别人的言论和自己相抵触时,又转而支持某一个特定阶级的言论自由。GCD在45年时同样批评GMD限制言论自由,如今却变本加厉,做得更加过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克思的传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句话又是放P。实践算哪门子标准?我实践出来的结果,按不同的标准来看不是也有好有坏吗?庐山会议召开的目的本是要检讨大跃进中的一些失误,彭德怀一纸万言书让许多领导人都站到了自己身边,于是毛泽东突然转换会议主题,批判大跃进成了赞扬大跃进,彭德怀则成了“军事阴谋小集团”的主谋。大跃进就是实践,得出来的结果是生产力大大下降了、饿死人了。彭德怀说大跃进实践出的结果是坏的,毛泽东说这个结果是好的,因为从发展的辨证眼光来看,难道大跃进没有让我们获得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吗?饿死几个人,就当是交了学费吗?

这就叫根据“目的”逆推“必要条件”,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之一。一个最经典的五毛认知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民主改革必须缓行。这个观点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可是西方发明的共产主义为什么就适合中国?为什么就可以马上进行,不用缓行?为什么同样是中华民族,台湾人搞民主就可行?为什么我们的邻居,韩国,日本,甚至于中国人最看不起的低素质没文化黑皮印度小阿三,都可以拥有民主?

神土伟民,多有奇迹,很多想不通的事,只要一想自己是在中国,那就全都通了。但我还是想问一句,中国人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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